至于婚姻制度的问题，就更显出日本社会的另类民粹化和保守主义的倾向。就在11月16日，日本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夫妇别姓”（即夫妇登记结婚后的法律文件仍相互保留之前姓氏的制度。日本现行法律规定女方嫁入男方时必须在法律文件上将姓氏更改为男方姓氏，但是“倒插门女婿”则反之。不过婚后双方在日常工作时可以保留旧姓）是合乎宪法的，原告团的请求最终被驳回；而“离婚后再婚禁止期间”（日本的婚姻法律规定，夫妇离婚后六个月内，女方不得再嫁）超过100天以上的部分违宪。尽管最高法院所有女性大法官宣判前后接受采访时均表示在“夫妇别姓”问题上持支持态度，但这并不能改变最终结果。

中国早在民国时期就开始着手解决妇从夫姓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很大程度上在法律上赋予男女平等的权利。而日本对女性的歧视直到近三十年才有了比较大的改善——1982年，日本才通过了第一个完善的法律保障妇女的求职平等权和婚后就职权利。日本社会直到今天仍然对争取妇女平等权利充满敌意。

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停滞，保守主义（或者说就是守旧主义）和民粹主义又逐渐混合到一起。80年代最后的经济稳定增长期过后，日本的妇女权利运动旋即陷入低谷。直到今天，与自民党共同执政的公明党在妇女问题上也是遵从其主子创价学会，大肆攻击“夫妇别姓”这一现代社会再普通不过的人权问题。而在日本妇女界和世界相关团体的舆论压力下，日本最高法院终于做出了将“离婚后再婚禁止区间”从半年缩减到100天以下的判决——这个判决依然是在维护腐朽的传统。

几乎所有的日本政客谈到这两个问题时，都使劲地去谈“社会稳定”、“婚姻改革”，不谈最为本质的人权问题了。民众也不甚思考宪法这样规定是不是损害了一部分国民的人权。在判决过程中，所有人的焦点都转移到“妇女的要求（愿望）”这个点上，忽视了作为合宪审议这一无比重要而神圣的法律过程。重视结果而轻视法律，依赖政客而忽视权利，这本身就是一种民粹主义的倾向了。

日本的政治家们发现日本民众对于国家“大”政治的绝望和对社会改变的强烈需求，于是一次次许下诺言，再一次次将选民玩弄于手掌之中。尽管日本民粹主义的倾向相较于台湾还是好得多的——但这并不能说明，日本的政治生态不会转向像台湾一般的金鱼记忆型政治——民众选出政府，政府违背诺言，民众自觉受骗，在野党许下诺言，民众选择在野党的政治过程。这个情况在日本许多地方选举上已经十分明显。在刚刚结束的大阪府知事选举之后，今年上半年明确反对过大阪维新会“大阪都构想”的自民党和民主党地方议员，在选举失利后突然宣布结成“大阪都成立推进会”。他们没有长远的政治理念，完全是为了讨好选民而做出空洞的承诺。

当民众不去思考社会的长远未来，民主政治自然会走向民粹主义，政治家的政策也会越来越短视——因为长远规划不能带来短期的快速收益。消费税即使升到10%，也不会对减少政府赤字有什么作用，因为安倍内阁也放弃了有效的努力，回到了用债务保持经济增长的老路上来了——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消费税涨到多少才能有效地缓解政府债务压力呢？35%。这将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税率的消费税，显然这不可能短期实现的，因而长期来讲，如果现行的税制体制和政府债务机制得不到任何改变，压在日本一般民众头上的税务担子只会越来越沉。而且，日本很有可能取消一部分商品的免税资格，或者用更复杂的退税手续打消外国游客的退税意愿。连这种竭泽而渔、玩火自焚的政策都会考虑，也可知民粹的土壤在日本现在有着多深。

日本民众呢，仍然用“未来的事情未来再考虑”和“民主政治的民众选择性”这种观点麻痹自己，丝毫不注意所谓的“左派”民主党和右翼的日本维新会即将合并这样的消息——日本的政党本质上正在趋同化，选不选自民党在未来可能完全就是看哪个党的承诺更天花乱坠了。日本民主政治的倒退和民粹主义土壤正在相辅相成的把日本拉向新保守主义的危机。

以“夫妇别姓”被否决的事例来看，日本的传统历史和社会观念作为社会思潮的深层次土壤，仍然略带病态和腐朽的扎根于日本当代文化之中。日本文化本质上是排外的——即使善于借鉴，但是被借鉴的文化永远被强调要为日本本身所吸收消化甚至成为下一个历史阶段日本文化的一部分。日本传统文化、畸形吸收外国文明的近代文化和战后被美国人强制灌输产生了变态反应的现代文化，三者结合而成的日本当代文化，仍然没有荡涤日本传统文化中最为糟粕的那部分。这一部分在之前经济高速增长和暂时停滞时被隐藏了起来，那么现在日本的先进人士应当开始担忧，当本质上仍然传统的日本文化与新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混合在一起的时候，日本社会思潮究竟会走向哪里。

笔者思考过这个问题，但认为这是一个没有过先例的新形势，也就是说，更多的关注日本社会思潮的变化，将更有利于我们理解日本的政策和西太平洋的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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