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7月15日，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詹姆斯·戴维·万斯作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一时间，这位曾写出《乡下人的悲歌》这本畅销书的年轻人，不仅成为美国媒体追踪的焦点，也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关注与议论。

今年5月，万斯在由美国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主办的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此次会议主题是“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全球冲突中的现实主义与克制”（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Middle Class: Realism & Restraint Amid Global Conflict）。

彼时的万斯在提到中国议题时，还批评了新保守主义的主张，认为新保守主义对待中国的方式是所有可能方案中最为愚蠢的一个——既想让中国制造美国所需的一切产品，又想着要与中国开战；同时，他强调自己坚定地属于不想与中国开战的阵营，希望美国能自主生产更多自身所需的物品。

以下为万斯演讲全文，观察者网转载自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文章供读者批判性参考。

詹姆斯·戴维·万斯：

大家早上好！很高兴与大家共聚一堂。感谢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和《美国保守派》（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杂志共同主办此次活动。虽然我不记得自己曾说过这是“婴儿潮一代”的新保守主义（Boomer Neoconservatism），但因为我确实是如此认为，所以如果我真有这样说过，我也不会感到讶异。

我认为今天的这场讨论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借此机会，我想与诸位谈谈我是如何打算将我个人的外交政策原则用以应对国家现今所面临的重重挑战，以及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为何。这其实就与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相呼应，即如何建立一套真正能够为美国中产阶级服务的外交政策。鉴于此，今天能在这里与大家交流着实让我非常兴奋。

我接下来要说的事情，可能会引起许多人的共鸣，但同时也可能会有人完全无法认同，或者只能部分赞同我所说的内容。

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在五月的演讲中提到中国时表示，并不想与中国开战视觉中国

但关于2024年美国的外交政策，我想说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外交）需要挥别那些陈腐老旧的口号，并且摆脱我们过去的行事方式——即每当有人提出某个特定的论点时，外交决策中的建制派就如同机械故障了一般地停止运转。

在过去的四十年间，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如何运作的？让我们先一起来想想那些残骸与废墟，再来想想（美国的外交政策）实际上都造成了怎么样的结果。在《圣经》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是：“凭着他们的果子，你们就能认出他们来”（By your fruits you shall know them)。

那么，美国的外交政策经过了过去的四十年，结出的果实是什么？当然了，是发生在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黎巴嫩的灾难，是那些接连不断发生的种种事件。不知怎的，这个国家内部就外交政策所达成的共识几乎可以说是，一直都是错的。而每当有人去挑战这个共识时，我作为美国参议员所观察到的最有趣的事情，并非是人们（为捍卫这个共识而）用来反驳的那些论点，而是那些不停重复的、老生常谈的口号。

拿乌克兰的例子来说，他们会说：“这是一场民主对抗暴政的斗争”。这显然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理解。我不认为会有任何人，甚至包括说这些话的人们，会真心相信这一套说辞。虽说乌克兰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完美的民主国家，而我说这话的意思也并不是说我们不应支持乌克兰人，但我确实认为我们已经（为乌克兰）做得够多了，远超我们应做的份。我想说的是，不能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些老掉牙的口号了。不仅如此，我觉得有意思的并不是那些人如何重复这些口号，而是当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智慧受到挑战时，他们奇怪地表现出的那种如同机器失灵般的反应。

我认为，他们之所以会害怕面对新的观点，是因为他们惧怕直面自己在过去四十年中的失败。我在2022年被选为美国参议员，而我是在1984年的8月出生的，所以这也意味着我的40岁生日马上就要到了，感谢您们对此表示哀悼（笑）。而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是在我出生的那年被选为参议员的。米奇·麦康奈尔先生基本上对他的每一个外交政策观点都极为自信。虽然自打我出生以来，他就一直是参议员，但实际上他所持的所有外交政策立场几乎全是错的。

所以无论诸位的观点为何，若我真能向在座的您们，以及此刻在社交媒体上或从其他地方收听（我的演说）的人们传递一些极为重要的信息，我想对您们说，我们必须要对新的观点持开放的态度。当有人说出一些挑战我们先入之见的话时，如果您的反应是先去仔细思考一下，那则是好事一件，无论您最终得出的结论为何。

但如果您的反应是停止一切动作，然后马上重复那些我们已经听了四十多年的口号，那么您其实就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为了修正国家现在的情况，我们必须要击败这个问题。所以接下来，让我清晰地阐明两点，虽说这并非是我对我本人的外交政策理念的全面解释，但这两个原则是我真心在意且个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与中产阶级的问题息息相关。

第一点是，我们必须要真正地明白，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现实主义者这一点。换句话说，我们都认为我们的外交政策应追求美国的利益，并且是坚定地追求。虽说我们可以批评我们过去的道德主义，但那却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实行一套完全与道德背离的外交政策。我想说的是，我们应拥有一套承认道德直觉的外交政策，并且意识到美国公民的道德直觉是至关重要的。这是第一个原则，稍后我会更仔细来谈。

而第二个原则是，美国外交政策最重要的部分实为我们国内经济及人口的力量。如果真有什么事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担心的，其实并不是中国在东亚展现出的那种愈发好战的态度——虽说那的确也是我们该担心的问题；也不是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将影响力扩展到南美洲和非洲——尽管我再次认为这也是我们应该担心的。（但其实真正需要担心的是）由于华府往届领导人的愚蠢，中国现在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工业经济体。如果我们在未来要打败仗的话，那将会是因为我们自己允许了我们的首要对手变成了最强有力的工业竞争对象。

我担心在十年内——但愿这事不会发生，中国就已不再是美国的首要工业竞争对手，反倒是我们成为了他们的主要竞争对象，因为他们现已是当今世上首屈一指的工业大国。如果真到了那一步，我们又可以批评中国，说是因为中国做的坏事（才导致了如此的结果）。但若我们真的到了那步田地，最主要的原因将会是由于我们的领导人带着我们走上了一条非常愚蠢的道路，通向完全可预见的后果。

虽然我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愤怒，也绝不认为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但最让我愤怒的是，美国领导人们就这样让它发生了。所以以上就是我想要探讨的两件事情，我们美国的国内力量，以及我认为奠定了美国外交政策基础的那些道德直觉。让我先以几个我们国家当前所面临的最紧迫的外交政策争议为例，来着重聊聊我关于道德直觉的论点。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处理以色列的事情？我们现在在以色列该做什么？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处理乌克兰的事情？关于这两个特定的问题，我所持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我一直对以色列及他们与哈马斯的战争表示支持，也当然钦佩那些与俄罗斯作战的乌克兰人，但同时我也并不觉得我们为乌克兰的这场永无休止之日的战争继续提供资金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所以，为什么说这两件事是不同的呢？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解释。首先，关于我们国家的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以色列和乌克兰是同样性质的事件，这点其实挺怪的。

以色列和乌克兰当然不是一样的。我觉得把二者分开来去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同等重要的是，我认为我们中的那些亲以色列人士必须清醒过来，面对新的现实。您们可以在各大高校的校园内看到（亲）以色列所造成的后果。可以看到年轻一代有多么心系世界各地民众，以及他们有多希望美国回应他国民众（的苦难）。即便在这群年轻人中，有人是亲以色列的，那他们也厌倦了那些陈腐的论点，对吧？女士们、先生们，这些口号已不再奏效。

如果我们要在未来继续支持以色列——而我认为我们也应该那样做，那么我们就必须阐明为什么那样做是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如果我们要在未来继续支持乌克兰人——正如我们已再次做了的那样，那我们则应该停止支持这场冲突。如果您想驳斥我的观点，那您必须先向我说明，您为什么会认为这样做是与美国的最佳利益所相符？

关于以色列，有几件事是尤为值得一提的。当我谈到中产阶级的道德直觉时，我想问，为什么美国人会在乎以色列？大家会提出各种各样的论点，而在这些论点中，有一部分是对的，一部分是错的，还有一部分是凭空捏造的。

但是，美国人之所以会关心以色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仍为世界上最大的、以基督教徒为主体的国家。我自己也是基督徒，而这也意味着大多数的美国公民都认为，他们的“救世主”是在地中海旁那片狭窄的土地上出生、死亡又复活的。因此，那种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关心那一片土地”的观点是荒谬不经的，因为我们美国人拥有基督教的身份认同。

对比在过去二十年间指导美国外交的最重要的一项道德直觉——将民主传播到世界各地符合我们的利益，这一论点毫无道理可言。将民主传播到伊拉克难道符合我们的利益吗？数以万计的美国人在此无谓丧生，换来的却是使伊拉克沦为伊朗的地区代理人，这简直荒谬至极。不仅如此，我们还导致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群体之一惨遭迫害。

现在，当我们谈起道德直觉时，我认为我们必须要影响我们的外交政策目标。如果在2003年时，小布什（George W. Bush）站在美国人民面前说：“嘿，伙计们，我们要去打仗了！这场仗不是为了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是传播民主价值而打，而是为伊朗创造一个地区代理人而打，并使历史悠久的基督教徒聚集地遭受上百万死伤——虽说他们不是死在我们的刀下，但我们的行动将会导致他们的灭亡”，那么我认为不会有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

坦白讲，如果回头看看2003年的民调，大多数美国人其实根本不在乎伊拉克到底是不是民主国家。美国民众当年之所以会支持伊拉克战争，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以为萨达姆持有大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会将这些武器用于对付美国平民。也就是说，在当时，实际存在着一个非常现实的理由促使美国民众支持（美国政府）对伊拉克动武，而这个理由本身就是错的，希望我们所有人现都已意识到了这点。

然而，我想表达的点是，即使是由现实主义指导的外交政策，也绝不能完全抛离道德考量。美国人是希望自身的价值观能反映在国家的外交行动中的。在所有反对美国在海外进行各种干预的论点中，我认为最有力的一个是，或是因为我们粗心草率，又或是出于偶然，我们正持续地导致着世界各地古老的基督教群体们走向消亡。我觉得这根本是一个“道德丑闻”，我也相信大多数美国的基督教徒们都会认同我的观点。

所以令我感到古怪的是，就连在共和党那种理论上属于基督教保守党派的政党中，都从未有人为此发声——即传统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正不断致使基督徒惨遭迫害。但事实就是如此，这也是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在战略与道德层面都表现得颇为“愚蠢”的众多原因之一。所以以上就是我早前所说的第一个原则。我们的道德直觉应该由美国中产阶级的实际道德观点来驱动，那么，我们为何不停止（我们）对古老的基督教群体的迫害？这是我们的外交政策应当做到的基础之事啊。不过，请让我就这一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诚然，美国人对以色列的关心有宗教方面的原因，但这绝非唯一缘由。

我认为，其实是有更为务实的战略论点，来解释我们为何应当关心以色列。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而言，以色列是世上最具活力、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丹·塞诺（Dan Senor，美国政府外交政策顾问，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中东问题资深研究员，美军前驻伊联军发言人）在《创业的国度》（The Startup Nation）一书中也阐述了这点。

以色列在“铁束”激光防空系统上取得的成功就是典例之一，这个系统可以让美国和我们的盟友与那些无人机发送者、火箭袭击实施者之间真正取得某种平衡。如果对手为进攻性武器支付的费用，是我们部署防御性武器费用的十分之一乃至百分之一，我们就不可能与他们进行长期导弹防御战。而以色列目前正在做的重要工作，就是实现导弹防御的均势。这对美国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安全目标，也是我们与世界上最具创新精神的经济体之一进行合作所期望实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