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1年起，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连年下降，2012年、2013年连续两年跌破原先8%的心理底线，2014年、2015年增速再度放缓，分别回落到7.4%和6.9%。如此连续性的增长减速，自中国开启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还是第一次。增长减速引发了各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忧虑，担心中国会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基于低成本优势的粗放式发展难以为继，需要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支持经济增长。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被称为“刘易斯拐点”的概念，说的是劳动力市场从过剩到短缺的转变。刘易斯的理论模型把经济分为传统农村和现代城市两个经济部门，在低收入国家往往有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工资很低，城市经济可以通过雇佣农村剩余劳动力来生产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产品。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终会穷尽，这会导致工资大幅上升，这时候就需要建立新的有竞争力的产业维持经济增长。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旧的产业失去了竞争力，新的产业却没有发展起来。目前的中国经济正处在这样一个关口上。

增长减速源于多重因素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下行压力。看当前对中国经济增长减速问题的讨论，主要是两个观点，一种认为周期性因素是主因，另一种则认为结构性因素更关键。反映周期性因素的一个代表性变量是出口增长，在2000-2007年间中国的出口平均增长22%。但最近几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出口增占速度持续下降，2015年出口同比还下跌5%。显然，未来如果全球经济能够回归较快的增长，中国的出口和GDP增长速度都有可能得到改善。但这个周期性变化可能也包含了一定结构性的成分，很显然，即便中国的出口复苏，增速也很难再持续地回到22%的水平。

大多数专家认为当前的经济增长减速是结构性的、趋势性的。从全球范围看，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一般增长速度低，这是一个普遍规律。我们可以把这个现象归纳为“后发优势”，一个低收入国家离全球的经济技术前沿比较远，可以相对容易地通过模仿和学习先进技术实现高速增长，当一个国家越来越逼近经济技术前沿，就需要更多地依靠自己创新实现技术进步。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国内外的许多学者都曾经测算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主流观点是未来5-10年GDP增长潜力大概在6%-7%。如果这些分析靠谱的话，说明目前的增长减速并无异常之处。

除了周期性和结构性两个因素，还有一个新旧产业更替的过程也在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出口和投资两架马车拉动的，消费相对比较疲软。支持出口增长的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支持投资扩张的是西北、东北地区的资源型重工业，这两个产业就是中国这个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基石，同时也造就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可惜的是，近年来这两个产业同时遇到了困难，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因工资大幅上升而失去了竞争力，资源型重工业则因为产能过剩严重而举步维艰。根据日本一桥大学教授伍晓鹰的测算，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已经从1992-2001年的1.5%放缓到2002-2007年的1.2%和2008-2010年的0.2%。显然，过去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要保持经济增长，就必须转变发展方式。

当前经济增长减速其实也是“中等收入陷阱”挑战的一个具体表现。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低成本优势丧失之后，如何在较高成本的基础上培养、发展处新的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支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中已经出现了许多积极的现象，在一些领域如家用电器、大型机械装备、通信设施、智能机器、互联网等产业，涌现了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得到了初步的改善，过去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现在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工业。过去消费占比不断下降，现在已经开始回升。更重要的是，尽管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但没有出现过去一直担心的大量失业的问题。

供给侧改革有五大任务

在这样一个新旧产业更替的经济中，旧产业的变化往往更容易吸引大众的注意力，因为这些都是过去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龙头产业，现在这些产业的增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硬着陆”现象。如果我们看那些指示传统制造业活力的指标如发电量和货运量，很难不形成悲观的情绪。30年前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也都增加担心产业空洞化的风险。但旧产业的退出只是产业更替的一个方面，新的产业正在形成，所以总体经济形势可能并不像很多投资者想象的那么糟糕。以就业为例，虽然传统制造业在减少就业机会，但劳动人口已经开始萎缩，更重要的是新兴产业也在创造许多新的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