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赤字之所以出现，其原因经常与一个国家政府的财政赤字过高和/或居民过度消费有关，而这两种现象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美国经济的典型特征。在美国这样的情况下，大额贸易赤字的出现是必然的。至于到底哪个国家因自身有贸易盈余需要为美国的贸易赤字“负责”却是非常偶然的。

图三

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贸易赤字大多来自与东亚地区较发达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但本世纪初，中国大陆取代了上述几个经济体的角色成为该地区制造业的中心。1990年，来自除中国以外东亚地区的进口产品占美国总进口的45%，而2015年该比例已经降到了20%（见图三）。不过，这仅仅意味着中国逐渐控制了全球产业链条的尾端。因此，将美国贸易赤字与中国贸易盈余相联系是存在误导性的。从根本上讲，美国贸易赤字的真正来源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制造高附加值零部件的经济体，而非将那些零部件组装在一起并最终出口至美国的中国大陆。

在2017年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与会各国领导人并未能就支持全球自由贸易达成共识，这揭示了美国与其他各主要国家之间存在的分歧。特朗普总统将美国的贸易赤字视为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并希望在双边框架下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其中就包括带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某些措施，如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重新谈判、贬低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性等。不过，这样一种思路还是走入了误区。

美国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不是任何贸易对象国（包括中国）凭一己之力造成的，因此美国与某一个国家之间双边贸易出现失衡（bilateral deficits of any specific country）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关键在于美国整体对外贸易（overall trade balance）出现了失衡。

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况：世界上仅有A、B和C三个国家。A对B有一亿美元贸易盈余，B对C有一亿美元贸易盈余，而C对A也有一亿美元贸易盈余。虽然每一个国家对另外两个国家都分别存在赤字和盈余，但这三个国家中的每一个，从整体角度来看，其贸易状况都是平衡的。更进一步来说，一个国家的贸易平衡与否与其贸易体制是开放还是保守的关系也不大。

以巴西和印度为例，这两个国家贸易政策的保护主义色彩是相当明显的，但长期以来两国的对外贸易都存在赤字；而德国和新加坡正相反，这两个国家的贸易政策相对开放，同时两国的整体贸易状况长期处于顺差状态。

此外，一国整体对外贸易出现赤字不利于该国经济增长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时，贸易赤字的出现并不罕见，因为经济增长会刺激居民消费的增加，进而对外国商品的需求也相应增加。反而当经济出现停滞时，对进口的需求会出现下降。

当一个国家长期处于贸易赤字状态，其实反映的是该国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出了问题。存在贸易赤字的国家一般储蓄率是较低的，这也抑制了投资活动；而那些有贸易盈余的国家的储蓄率又太高。美国的低储蓄率是由其巨额预算赤字以及过度的家庭消费所造成的。不过，一个国家的储蓄率与其贸易伙伴国家的储蓄率并非毫无关系（a country’s savings rate is not totally independent of the savings rates of its trading partners）。

在过去10年里，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这导致大量资金从中国流向美国。这有助于美国保持低利率，美国政府和普通美国人的借贷也因此更加容易。美国的净储蓄也随之下降，而净储蓄的下降也在美国持续多年的贸易赤字中有所体现，因为净储蓄与净出口是相等的（the resulting decline in net savings then shows up in America’s persistent trade deficits,as net savings are equal to net exports）。

由于美国是全球资金的避险之地，上述情形实际上因此更加恶化了。美元币值不断被推高，这导致美国出现贸易赤字几乎是难以避免的结果，这也就解释了在过去40年里为何美国一直难以摆脱贸易赤字的困扰。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与所谓的“不公平贸易”并没有关系，反而与美元在全球的独特地位有关。而美国也因此获得了“既有贸易赤字又不受到惩罚”的过分的特权（the exorbitant privilege of running deficits with impunity）。

汇率问题的重要性已经下降

美中贸易关系陷入紧张的原因在于，人们认为中国靠压低人民币汇率使自己的出口商品获得了竞争优势，这样做对美国是不公平的。那么，即便中国操纵了汇率，它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自中国2001年加入WTO之后，当时很多分析人士都认为人民币必将在压力下被迫贬值，因为中国必须放松进口管制以履行加入WTO时的承诺，而出口增加尚需时日。不过，实际情况与上述预测却大不相同。中国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使劳动生产率获得了大幅提升，进而使中国在全球出口市场上的份额实现了大幅增长，中国成为了制造业产业链终端的装配中心。经济结构转型和政策调整（而非汇率）是中国实现出口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当贸易不平衡状况开始加剧时，使本国货币升值有助于缓解这种不平衡状况。2005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GDP 的5%，中国放弃了人民币盯住美元的策略，人民币开始升值。人民币名义汇率（nominal exchange rate）的稳步提升和不断上涨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两者相结合导致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在2015年底与2005年相比增长了50%，人民币名义汇率在同一时期则增长了35%。而当这一切发生时，大多数其他东亚主要国家却都在使自己的货币贬值。因此，“人民币在过去10年里没发生明显升值”这一广为流传的说法是错误的。

从更一般的角度来说，研究结果已经证明，汇率调整对贸易平衡的影响在今天与几十年前相比要小得多。产品制造者不再像过去那样自己生产所有的零部件，他们越来越依赖进口自其他国家的零部件来制造自己的产品。因此，汇率下跌对出口的刺激作用并没有那么大。原因在于，虽然较低的汇率有助于增加出口收入，但由低汇率导致的进口零部件价格的上涨会抵消这部分增加的出口收入。类似地，汇率上涨对出口的抑制作用也没有那么明显，因为进口零部件的成本会相应下降。由于中国向西方出口的最终产品中包含大量外国零部件，上面的论述对中国的外贸情况尤其适用。

（未完待续，观察者网马力译自美中政策基金会2017年10月出版的Washington Journal of Modern China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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