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卡内基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世界银行前驻华大使黄育川先生和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在复旦大学召开了新书发布会。黄育川博士的最新著作《破解中国之谜：为什么传统经济智慧是错的》（Cracking the China Conundrum:Why Conventional Economic Wisdom Is Wrong）已由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推出。在发布会上，黄育川博士结合书中的阐述和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状况发表了演讲。会议由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观察者网、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共同举办。黄育川博士在会后接受了观察者网的采访。】

观察者网：黄先生，非常感谢您刚才的精彩演讲。我可否首先向您提问一个较为私人的问题，刚才您在演讲中提到，您五岁时就离开了中国，那么，离开中国后第一次回国是在什么时候？

黄育川博士：是1997年，当时是世界银行任命我为中国事务主管，总部在北京，在那里我一直工作到2004年，之后我继续做一些顾问性质的工作，在此期间我在北京还买了一处房子。

之后我断断续续出入中国多次，我后来把在北京的房子卖了。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女儿住在旧金山有了孩子，如果我继续住在中国的话，和女儿还有孩子们见面的机会就会少很多。

观察者网：1997年你回国的这一年对中国来说确实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么说您没有亲身经历过中国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可不可以这样说，您当初是和其他西方人一样，以一个较为中立的的角度，来观察当时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变迁的？

黄育川博士：我是一个专业的经济学家，我在很多国家都工作过，比如在俄罗斯、菲律宾、印度、孟加拉国和非洲等等，我有很多的所见所闻，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社会体制和历史进程，从中我了解到一点，每个国家在制定政策的时候都必须依据其本国的国情，所谓的“制度移植”是很危险的。

我1997年回国的时候，当时的国家总理朱镕基是中国经济的掌舵者，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比如将房产私有化，这样中国人有了自己的家产了，刺激了中国房地产工程建设的繁荣；他还出台各种政策，力主国企改革，要推进国企的经济效益，其中的一大难题就是如何处理国企和商业银行的合作中导致的各类坏账。

那么朱镕基要把自己的经济改革的突破点放在什么地方？是从银行坏账开始还是直接从国企的内部改革开始？我刚回到中国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在不停地问自己这个问题，我认为他会首先搞银行坏账，虽然中国当时有成千上万家各类银行的分部，但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更容易上手去解决，可是他没有，而是直接着手国企改革，去优化国企的财税体系。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按照原有的方式国企继续向商业银行贷款，那坏账本身的问题也就无法解决了，也就是说国企改革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前提。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同维度的，是全方位的。中国的经济实力能走到今天这样好的局面，是因为其经济政策本身在不停地演进，针对不同阶段的问题出台相对应的政策。

黄育川博士和他的新书

观察者网：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您的那本新书的全貌，不过从每个章节的概论来看，“不平衡”（unbalance）是书中的关键词之一。在很多学者和经济学家和理论框架内，“不平衡”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词，您好像重新定义了这个词，可否具体谈谈这个概念的内涵？

黄育川博士：的确很多学者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当成一个很负面的现象，认为平衡是好的。在我的书中我注重阐述了，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不平衡”是很自然的，比如中国人的大迁徙，投资的多元化等等都是不平衡的。

我现在拿一个人成长过程打一个比方。一个人长到青春期左右的时候，也是他成长最快的时候，此时他在生理上就是不平衡的，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他的身高就很可能窜的非常猛，但是胳膊的长度跟不上身高的增长，会让他的整个身体看起来比例有点不协调。长得越快，不平衡性就越强。在书中我还阐述了，那些看起来很平衡的经济体表现出来的状态反而不好。以日本、台湾、新加坡为例，二三十年前他们的经济不也是很“不平衡”吗？

美国也是这样。一百多年前，美国人还自认为本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时候，经济发展也是很不平衡的。你觉得能做到“不平衡”是很容易的吗？能做到向好的方向前进的不平衡恰恰是最难的，甚至是很多西方国家所梦寐以求的，不少中国学者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另外，在很多美国的经济学家眼里，中国的不平衡性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因为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相对很低，而投资的比重则很高，他们觉得这是中国能保持贸易顺差的秘诀；相应地，美国是贸易逆差，他们指责中国把经济动态故意搞的很不平衡。在书中我提到了，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顺差问题和中国经济的不平衡性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某一国内部的经济的不平衡性未必导致国际贸易的不平衡性，后者还有其他的原因。

观察者网：涉及到中国城镇化的问题的时候，会引发学者对人口问题的讨论。学者们好像有个共识就是，中国经济的腾飞得益于人口红利。但由于几十年来中国的人口政策，现在中国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年轻人的比例降低会拖慢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对此你同意吗？

黄育川博士：对这个问题我没有很强力的观点。传统经济学的看法就像你说的那样。但经济学界的研究显示，老龄化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快慢的因果关系很模糊。

因为当年轻人不再足够多的时候，决策者们会让整个大局变得更有创造力，去弥补很多部门人力资源的不足，而且有一半的国家做到了这点，甚至他们在步入老龄化之后发展的更快了。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是人均收入的问题，这才是重中之重。

观察者网：那么可否这么说，有关“日本经济不行了是因为老龄化”，这样一个论断可能是个谬见？

黄育川博士：日本人自己有多少人认为他们的经济和老龄化有因果关系？他们很乐于现状，只不过外部的经济观察者们往往从这个角度去分析，他们自己不觉得这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