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周恩来写报告给毛泽东：“昨晚尚昆转达主席关于组织政府部长们去十三陵工地参加一周劳动的指示，今天已经布置。”6月15日，他亲自率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领导干部三百多人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三百多人中，有部长六人，副部长、副主任六十四人，部长助理五十人，司局长级干部一百七十四人，中央直属机关干部也去了二十多人。那天，天气依然很热，脚下的砂砾都被晒得发烫。水库指挥部的同志刚刚说：“我们欢迎首长们……”周恩来立即纠正说：“这里没有首长，没有总理、部长、司局长的职务，在这里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在一天的劳动中，周恩来不仅装料、拉车，而且坚持推了几车石料。当天晚上，他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我和习仲勋、罗瑞卿两同志今日随同他们前往劳动一天，夜间回来，准备参加明天政治局会议，待政治局会议开过后，拟再去参加几天。”6月22日和23日，周恩来又来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在中央的带动下，原本安排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修建的十三陵水库，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当时还有不少的外国驻华使节和国际友人受到感动，主动参加了十三陵的义务劳动。

就在周恩来率员去十三陵工地劳动的6月15日，毛泽东还在王震关于农垦部干部已赴北大荒参加劳动的报告写下批语：“小平同志：这好像是一个彻底的办法。请你想一下，并和一些同志谈一下，有些党、政、军部委，或者多数部委，都仿农垦部做法，是否可以呢？三分之二下去，三分之一留家，下去四个月，似乎可以吧？究竟如何？请你酌定。”

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成员全部亲临劳动第一线的报道，通过电波传遍世界，震动天下。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与最大多数人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广阔胸怀。如此之多的人民公仆与人民群众一起参加劳动，在当今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而周恩来则是当之无愧的楷模。

有部描写新中国领袖们治水的书籍写道：“5月25日那天晚上，毛泽东在阅读彭真送来的材料时，写信道，发明‘跃进’一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而在建设中最早使用‘跃进’一词的正是周恩来，周恩来当功不在禹下。其实，在共和国的历程中，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功盖大禹的人物，因为他们从开国之初便下大力治水。”准确地说，那封信毛泽东是在5月26日重看彭真送来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后写的信。关于那部书提到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功盖大禹的人物，则是概括得很到位的。

兴建三峡大坝“需要一个反面报告”

毛泽东视察三峡

2008年5月4日，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在访问三峡大坝时说道，三峡工程是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百年以前孙中山先生就有这个梦想，现在终于实现了。

实际上，兴建三峡大坝不但是孙中山的梦想，也可以说一度是蒋介石的梦想。1944年9月，美国政府的重要经济官员纳尔逊受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遣，抵达重庆。他在与蒋介石会谈时认为，只要修好了三峡电站，不愁中国没有发达的工业。蒋介石对此非常满意，特致电罗斯福强调，“纳尔逊先生所提供之意见，余完全赞同。”但是，当时的国民政府贪腐无能，兴建三峡工程完全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直到新中国，孙中山的梦想才一步步变成了现实。在这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对三峡工程的兴建居功至伟。没有他们坚守科学民主原则指导对三峡工程进行的反复调研和论证，还有先期主张建设丹江口水利枢纽和葛洲坝工程积累了经验，后来的三峡工程的主体部分三峡大坝的建设可能今天还在黑暗中摸索。

毛泽东、周恩来等对三峡工程的远大理想与蒋介石等的想法还是有所区别的。蒋介石等人首先想到的的只是“发电”。而毛泽东、周恩来等首先着眼于三峡工程在长江防洪中的特殊功能。当国力等条件不具备的时候，毛泽东便提出过“少装机，少投资，先修大坝防洪”的主张。发挥三峡工程对于利用长江水利资源则摆到了第二位。

自1953年2月乘“长江舰”视察到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在五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先后6次和“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谈论和探讨三峡工程和长江水利建设问题。1954年长江大水后，毛泽东、周恩来加快了对长江治本工程的筹划。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议会议安排讨论三峡工程问题，并派飞机把对兴建三峡工程两种不同意见的代表林一山和李锐接到会上，请他们各抒己见。林、李两位早在1956年就在专业刊物上发表了对立观点的文章，争论激烈。毛泽东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提出了三峡工程建设要“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这个方针是在肯定兴建三峡工程的同时又充分吸收了反对意见的合理部分形成的。就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提名周恩来挂帅三峡工程。周恩来谦虚地说：“这么大的事，还是请主席管。”刘少奇在一边插话道：“周恩来同志能领会主席的意图，还是请恩来同志挂帅。”周恩来答道：“好，我来管。”毛泽东高兴地说道：“好吧！你来管，一年抓四次。”林一山在其《周总理关怀水利建设》一文中说：从1950年初长江委成立开始，周总理就很关注长江的治理开发。在1958年南宁会议上，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工作明确由周总理主管后，周总理过问更多。林一山说，他每次到北京，总理都要他去汇报工作。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深知决策的重要性，始终坚持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坚持百家争鸣、博采众长的民主决策的原则。南宁会议结束后，周恩来于2月26日至3月5日，率领有关负责干部和科技专家共100余人察勘了长江三峡，研讨三峡工程问题。同行的有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和苏联专家等，林一山和李锐也在这支队伍中。在察勘路上，更多的人听到了林、李对立的主张（据李锐回忆，周恩来没有安排林发言，而安排了与林观点相似的钱正英发言），其他人员也都畅所欲言，讨论十分热烈。周恩来非常重视不同的意见，他指出：“三峡是千年大计，对问题只发展一面，很容易走到片面，为三峡搞得更好，还是可以争论的。”“在今后工作中，还允许有反对意见，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3月25日，党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此前，周恩来已就该文件的内容向毛泽东作了口头汇报。这是关于三峡工程的第一个“红头文件”。

1958年8月，周恩来主持召开北戴河长江流域规划座谈会，提出了“为1961年开工做好准备”的要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议还批准兴建三峡试验坝——丹江口水利枢纽，为三峡工程建设开辟道路。这个先搞丹江口的决策，是一个积极慎重、循序渐进的决策，体现了毛泽东的“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

但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武汉东湖与林一山谈话时问到了如果三峡水库建成后的使用年限问题。林回答由于淤积问题，水库的寿命都只有200到300年。毛泽东认为这么大的投入，应该考虑上千年的使用期。于是，林一山立即研究淤积问题。1964年，在周恩来主持下，林一山用他提出的水库长期使用新理论解决黄河三门峡水库泥沙严重淤积问题，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也预示着未来的三峡大坝的使用期会大大延长。

1966年3月，林一山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关于修建长江三峡大坝的报告。报告说：“长江规划和三峡工程研究，在总理的亲自指导下，按照主席所指示的‘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和‘有利无弊’的方针进行工作。最近几年，根据主席的指示，我们着重研究了建筑物防护，水库淤积和分期建设等三个问题，进一步认识到分期建设更符合于‘有利无弊’的方针，大大增加了近期建设三峡工程的可能性。根据当前国家经济发展情况，三峡工程宜早不宜迟，建议中央将这一工程列为第三、第四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建设项目。”毛泽东阅后批示：“已阅。需要一个反面报告。”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三峡工程的决策一直重视倾听不同的声音。毛泽东不是反对建三峡大坝，而是认为如此重大的项目的决策需要特别的谨慎，既要听正面意见，也要听反面意见，以避免片面性,在比较中达到决策最优化的目的。

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审阅了周恩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给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委会的批示稿。周恩来在送审稿中说：“中央政治局十一月会议讨论原则批准。”毛泽东批示：“赞成兴建此坝。”周恩来曾就修建葛洲坝解释过，他说：“至于三峡大坝，需视国际形势和国内防空炸的技术力量的增长，修高坝经验的积累，再在‘四五’期间考虑何时兴建。”他还指出：“修建葛洲坝水利枢纽，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峡出平湖’伟大理想的实战准备”。十二月三十日，葛洲坝工程举行了开工典礼。

但葛洲坝工程受到了林一山的反对。对此，周恩来十分重视，他指示林把自己的观点写成书面意见。周恩来在致信毛泽东时，附上了林的书面意见。毛泽东坚持一贯注重在重大工程问题上听取反面意见的民主作风，在后来下发中央关于葛洲坝工程上马的正式文件时，将林一山的反对意见一并发到全党，以提醒要充分重视可能出现的问题，特别提到了“要准备修改设计”。

果然，在葛洲坝工程开工两年后，遇到重大技术难题。正当工程骑虎难下的时候，周恩来以病弱之身，亲自主持召开会议，集思广益，最后决定暂停施工，彻底检查。（据李锐回忆，在一次会议上，“总理说：李锐对三峡的意见还是正确的嘛”。）周恩来指示组建了以林一山为主任的葛洲坝的工程技术委员会，负责全面“修改设计”。林一山全力以赴，用两年时间就拿出了通常要5～6年才能完成的技术设计，精心组织施工。葛洲坝终于在1974年重新开工。此后建设一直比较顺利。当1991年葛洲坝工程产生的效益基本收回了工程总投资时，昔日反对葛洲坝工程上马的林一山，才完全体会到了建设葛洲坝工程的的战略意义：建设葛洲坝的过程可以为建设三峡工程积累经验，奠定基础。正如周恩来所说，葛洲坝工程是为三峡工程作重要的“实战准备”“搞好了葛洲坝，就是大成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修建三峡大坝重新提上日程。以林一山为代表的主建派和以李锐为代表的反对派多次向中央陈述了各自的主张。社会各界许多人士也通过各种渠道提出了大量的意见和建议。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发扬毛泽东、周恩来对三峡工程民主决策的传统，积极欢迎反对意见，尽可能吸取其合理内核。时任副总理的邹家华在《关于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的说明》中再次肯定：任何意见“都是从对国家和人民负责出发。这些意见对增加论证深度，改进论证工作以及完善论证结果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毛泽东、周恩来生前都未能亲眼看到“高峡出平湖”的壮观，但三峡工程今日的辉煌足以告慰两位伟人。防洪方面，三峡工程曾于2010年和2012年遭遇两次大洪水，洪峰流量都超过1998年洪水的最大洪峰流量。但由于三峡工程成功地发挥了拦洪削峰作用，从而有效地缓解了中下游地区的防洪压力。发电方面2014年三峡水电站全年发电988亿千瓦时，超过巴西和巴拉圭共同拥有的伊泰普水电站，创单座水电站年发电量新的世界最高纪录，并首度成为世界上年度发电量最高的水电站。其它方面，例如环境影响等，都在预见和可控范围内。国际河流组织政策主任白好德(Peter Bosshard)早在2011年就在美国报刊撰文称：“都江堰体现出中国顺应自然的道家哲学，长江上的大坝则是毛主义征服大自然的象征，三峡大坝被视为全球大坝的建设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