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党史博采》2015年第三期】

1981年6月，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后，说：“想问题，动手动脑，工作方法，我们要学主席；工作精神我们要学总理，他是全党的楷模嘛。”

美国著名政治家基辛格在谈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时说道：“毛泽东致力于加快历史前进的速度，周恩来则善于乘时乘势。”胡耀邦和基辛格的评价，大抵可以说明毛泽东和周恩来各自的特点。周恩来善于从毛泽东尽快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战略高度来理解毛泽东的每一个决策，很多时候都参与了制定；同时更善于作为一个忠实的执行者处理好每一个细节问题。在发现涉及决策层面的问题时，周恩来还特别善于化被动为主动。他们这种长期的相知互信的关系，有力地推动力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

水利在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中国的自然地理特点和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从大禹治水开始，中华民族一直把治水作为治国兴邦的重要一环。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就根据国情和人民的意愿，立即把水利建设列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作为擅长战略的毛泽东，在治水方面，以雄伟的气魄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治理、开发、保护江河的战略目标。周恩来则将战略与战术紧密结合起来，周到细致地进入具体操作中。

周恩来迅速落实毛泽东的四个治淮批示

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千头万绪。周恩来经过反复权衡，在作好全面安排的基础上，确定把水利和铁路作为工作的重点。我国著名水利专家林一山后来回忆：每当全国发生难以解决的水利纠纷，或是水利建设中出现重大难题，周恩来都亲自出马，认真处理；凡是毛泽东交办的治水任务，周恩来更是抓得紧，抓得细。

当时水利方面首先需要治理的是淮河。周恩来指出淮河连年发生水灾的直接原因是：抗战初期蒋介石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造成了极大灾难，创伤一直未能平复。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夏季，长江和淮河堤防决口，江、浙、沪的海堤在台风袭击下几乎全线崩溃，千百万灾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第二年的1950年7月，淮河中游又是水势猛涨，超过1931年最高水位，造成重大灾害。治水如治国，如何消除水患，对于一个诞生不到一年的人民政权，无异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7月20日，毛泽东看完华东防汛总指挥部7月18日关于安徽、河南两省水灾情况报告后，就根治淮河问题写批语给周恩来：“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如何，请酌办。”

周恩来看到了毛泽东转来的灾情报告和批示后，于7月22日约请中财委主任董必武、财政部长薄一波和水利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和张含英等人，研究防灾救灾和导淮工程问题。最后决定由水利部和中财委计划局负责草拟导淮根本方针与次年度水利计划。

8月1日，皖北区党委书记的曾希圣等就当地灾情和救灾工作意见致电中共中央华北局、华东军政委员会并转中央。毛泽东在8月5日阅后批送周恩来：“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从8月25日至9月12日，根据毛泽东根治淮河的指示精神，周恩来参加了水利部召开的治淮会议，多次听取汇报，针对会上发生的蓄泄之争，就治淮工作的方针提出指导性意见。

此时的新中国，各项工作特别忙。除了土改、复员工作，还有准备抗美援朝。在治淮的解决办法上，苏、皖、豫三省存在着分歧。8月28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向周恩来转报了中共苏北区委的电报，电报强调了苏北的困难，认为如果当年即行导淮，将改变苏北的整个工作计划，对农业和土改等其他工作影响很大，而且在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上都感仓促。

8月31日，毛泽东阅毕这份报告，批示：“周：此电第三项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

周恩来立即按照毛泽东的批示，仔细听取意见，细致做好各方面的协调工作，亲自落实了治淮工作的经费和任务。他对三省的负责人说：“只要你们三个诸侯统一了，就好办了。我向主席汇报，只要主席同意，就这样办了。”苏北是周恩来的故乡，但他反复告诫干部要吸取国民党治淮时江浙人管事，只顾下游，不顾中游、上游，闹地方主义的教训。

9月2日，周恩来又约董必武、薄一波和傅作义等人开会，研究治淮计划。会议决定：（一）治淮必须江苏、安徽、河南三省同时动手，做到专家、群众和政府三结合，新式专家和土专家相结合。（二）到九月订出动员和勘探的具体计划，十月动工。

9月21日，毛泽东收到曾希圣电告皖北灾民拥护治淮的情况，非常高兴。为督促治淮工程早日开工，毛泽东批示：“周：现已9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

同样也是在9月21日，周恩来约傅作义和李葆华谈话，要他们加紧督促实施治淮工程计划。在9月22日接到毛泽东21日的批示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等其他中央领导人，告知关于治淮的两份文件已经送至华东、中南军政委员会审议；治淮工程计划则已经由水利部及各地开始付诸实施，因时机不容再误。

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制定了上中下游按不同情况实施蓄泄兼筹的方针。新中国水利建设事业的第一个大工程拉开了帷幕。当人民政府决心根治淮河的消息传到淮河流域的时候，数千万群众热烈拥护中央治理淮河的决定。

同抗美援朝一样，治淮工程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父子齐上阵，兄弟争报名，妇女不示弱，夫妻共出征”。百万民工和工程技术人员奋战在治淮工程的工地上，“紧张、愉快地劳动着。这是自古以来都没有听说过的大事情。”这番情景也深深感动了到工地视察的傅作义和李葆华等人。傅作义在文章里写道：“我所看见的一切，真是满眼都是力量，满眼都是希望。”“使我深刻体会到毛主席所领导的革命的意义。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曾经把一个政令、一个运动、一个治水的工作，深入普遍到这样家喻户晓的程度，这是一个空前的组织力量。依靠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政府是深深的扎根在每一个角落、每一块土地、每一个人心的深处，因此人民政府的力量是不可摇撼的伟大。有了毛主席和共产党，我们不仅能够治好淮河，更能够做好一切应该做好的事情”。

治淮工程取得的一个个成绩不断感动了很多人。我国著名学者梁漱溟，曾在1953年与毛泽东争辩，认为共产党不关心农民了。尽管他很快认识到自己的说法不妥，但最使他信服的还是后来参观治淮成果的所见所闻。梅山水库是周恩来亲自主持工作会议决定的治淮工程之一，在1950年代是世界上最高的连拱型大坝，到1970年代联合国大坝委员会主席托兰还称赞道：“连拱坝好，中国人民了不起！”梁漱溟在参观日记中写道：“愚衷心感想甚多，自愧不如共产党多矣！”于是他想静下来的时候写一本书说明中共如何挽救中国。这些亲眼目睹的新中国累累硕果使他在“一九五七年别人以为他要‘鸣放’，却发现他没有什么想鸣放的。”（见梁培恕：《最后一个大儒》第288页）

治淮工程的成绩也使新中国的形象在海外焕然一新。2011年9月9日，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在大陆一家报刊发表文章：《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文中提到了当年在美国留学的、当今享誉世界的台湾编舞家林怀民。文中写道“林怀民说的是，‘七零年代末，我跟一堆台湾留学生在美国看一个片子，感动得一塌糊涂，觉得，这就是真正的、伟大的中国嘛。’”“那部片子，我至今不曾看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从此牢牢记得了它的名字：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资料对这部1952年出品的片子的解说是，‘淮河发源于河南桐柏山区，全长一千多公里，流域面积二十二万平方公里，有五千八百多万人口居住在淮河两岸。旧社会，反动统治阶级不治水、不修堤，使淮河成为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情况。解放后，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指示，坚定了人们治水的决心。’”

1950年代初的根治淮河的决策和淮河水利建设的开展,突出地显示了毛泽东、周恩来人民领袖的光辉本色。这种光辉本色，既体现在毛泽东的战略眼光，也体现在周恩来善于把毛泽东的方略具体化。

参加建设十三陵水库劳动的双重意义

1957年前后在全国一些地方曾发生过群体事件，有的影响还比较大。这使得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意识到有必要在各级干部中加强群众路线教育。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布了中共中央的整风指示。全党整风开始后，5月10日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这两个文件实际上都是4月27日同一天由毛泽东起草的。文件认为，领导者参加生产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有利于及时地、具体地发现和处理问题，有利于改进领导工作，从而可以比较容易地避免和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许多错误。这个文件与关于整风的文件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使各级干部不脱离群众。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有着高度的共识。“周善于以某种方式起带头作用，其一是他提出了国家领导应当参加体力劳动。以往，党的领导疏远普通人民，党内滋长着周所描述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僵化、傲慢和娇气’。在1958年刮起的新热潮里，周恩来至少有三次参加了体力劳动，头两次是在北京郊外的十三陵水库工地。”（迪克·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89第211页）

新中国建都北京时，百废待兴，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为北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修城内的供水系统。生逢乱世的著名作家老舍，从这件事上看出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在反映北京治水的《龙须沟》中有这样的话：“自打咱记事起，有谁关心过咱门口这条龙须沟吗？----除了咱们毛主席，没有过！”为了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首都，考虑到历史上的水源远远不够，1957年12月，毛泽东经过数次考察并征求了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后，决定修建十三陵水库。

周恩来在十三陵水库劳动

十三陵水库于1958年1月破土动工，开始只有民工8000人和义务劳动大军2000人。为了赶在汛期之前完成筑坝任务，北京市委决定发动全市各方面力量参加义务劳动。至5月，每昼夜达到十万人。1958年5、6月间，周恩来三次到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5月25日下午，周恩来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率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来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周恩来站在民工队里往大坝上传土。装筐的民工有意少装一点，周恩来开玩笑地说：“都装这么少，大坝什么时候才能长起来呢？”这些中央领导人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一方面体现了人民政府对治水安邦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毛泽东希望所有干部不要脱离群众的意愿。毛泽东在当时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强调：像我们这些人是否每年可体力劳动一个月，分几次，目的主要是锻炼思想意识，也可锻炼身体，增长知识。那天，直到晚上七点，毛泽东一行人才返回北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