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国际角色也必然发生相应的转换。在中国国际角色最新转换的时期，也是现存国际体系进行转型的时期，由于中国国际角色的转换是一个大国成长过程中的角色转换，同一历史时期内的这两个过程必然产生高度的互动性。中国“社会自我”重构的结构性根源是国际体系环境和体系内其他行为体，它们为中国角色转换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转换的空间和角色规范，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角色转换则为国际体系的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动力，特别是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角色转型的方式和对外的理念对国际体系的转型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虽然国家的国际角色有主观和客观的两重性规定， 但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究竟能够扮演什么样的国际角色，归根到底是由该国的综合国力决定的。这是因为，角色客观性彰显一国实际的国际地位，而角色的主观性只是其他行为体对该国角色客观性的一种认知和领会，它并不真实地反映出一国的国际地位。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程度、广度和深度都大大加强，因此，中国的国际角色也发生了相应的转换。 无独有偶，中国国际角色最新转换的时期，正是现存国际体系进行转型的时期，由于中国国际角色的转换是一个大国成长过程中的角色转换，因此，同一历史时期内的这两个过程必然产生高度的互动性。

一、国际角色转换：中国“社会自我”的重构

角色具有社会建构的一面，是自我和他者之间互动的结果，是一种“社会自我”，也就是由于同其他行动者交往而形成的个体的自我感觉。 由于人类的社会性特征，社会学家特别强调“社会自我”的重要性。同样，自从国际社会行为体之间的交往发生以后，各个行为体都在交往中不断地构塑自己的“社会自我”，而且也十分重视行为体自身的“社会自我”。

中国国际角色正在发生新的转换，这既包括中国角色客观性变化的一面，也包括中国角色主观性变化的一面。客观性的变化自然是指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从而使国际体系中的“中国因素”不断增多，因此，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因而，中国的自我角色定位将出现新的变化。不过，中国在这一方面的国际角色实际上已经完成了转换，即从国际社会的“斗士”、国际秩序的“破坏者”等已经转换成为国际社会的合作者、国际秩序的稳定者、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 但是，中国的这种角色定位究竟会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角色产生怎样的认知呢？这就是角色主观性的转换，也是中国“社会自我” 的重构。

构塑中国的“社会自我”，虽然并不决定于中国自身，而是决定于外部行为体对中国客观角色的认知和领会，但是，外部的认知和领会又并非盲人摸象，而是依据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具体的行为方式和中国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从中国的行为方式来看，国际社会所关心的是，中国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国际体系？关于这一个问题，不仅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有较大的分歧，而且西方学术界内部也是各持己见。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只能而且必然是以和平方式进入现存国际体系。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是以市场的方式进入国际体系的，尽管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摩擦，甚至一定范围内的冲突，不过，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决定了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 因此，中国不会通过武力的手段来破坏它，而是首先是适应它——遵循“在国际空间内，合理合法追求最大国家利益的原则”来适应它。 20多年来，中国通过对外开放的市场政策打着“国际合作”的旗帜已经进入国际体系，事实上，中国进入体系后并没有破坏原有的国际秩序。这就是说，中国进入国际体系的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 甚至连一些西方人士也正式承认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一员。

关于中国进入国际体系的方式的问题，在西方学术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对二战后世界力量的对比格局产生重大冲击，由此必将对现有的国际体系产生破坏性的影响。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可以说是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他认为，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必然要在现存国际体系中追求更高的目标和更大的利益。而作为现存国际体系的主导者的美国决不美国能容忍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美国的“势均力敌的竞争者”（peer competitor）。因此，美中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中国不可能和平地进入现存国际体系。 与米尔斯海默相反，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可以实现的，中国并没有挑战美国的野心，在持续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美两国可以建立起稳固的合作关系。因此，他认为中国和平进入美国主导下的现存国际体系是完全可能的。

上述分歧反映出一个事实：中国的“社会自我”即国际角色的主观建构是十分复杂的问题。这种复杂性不仅表现在西方对中国崛起认知上的复杂心态，而且也表现在对中国新角色的领会上，并由这种复杂心态所产生的复杂领会而对中国进行了一个复杂的主观“定位”。这就是佐立克（Robert Zoellick）提出的“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这种“定位”虽然比把中国视为美国的“对抗者” 、“潜在的敌人” 、“主要的对手” 等要积极得多，但是，美国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与中国地位平等的stakeholder，而是整个股市或者是整个赌场的大老板，美国根本无法克服这种固有的心理优势；而且，佐立克提出促使中国成为“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的前提是，中国作为全球化的最大收益者由于内部缺乏必要的“透明度”而让国际社会无法预测其行为方式，因此，既然中国已经是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中的一员，那么，中国就不应该继续搭乘全球化的便车，而应该在谋求自身利益时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当然，在承担国际责任时要避免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也就是要增加自身发展中的“透明度”，从而消除美国等西方大国的疑虑。 这不能不让人觉得佐立克对中美关系的这种定位，其目的在于在权力发生转移的情况下，为了避免中国崛起可能导致国际体系的不稳定而适当提高中国在体系内的满意度的一种有意行为。

不过，应当承认，佐立克提出的“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虽然主观上没有把中国置于平等的位置上，但客观上却与中国国际角色的客观性是基本相符的。他认识到，中国的和平崛起已是难以遏制的客观趋势，与其以“遏制战略”同中国全面对抗，不如以“接纳战略”使中国成为美国可以接受的国际体系成员；美国与中国已经形成比较紧密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而且，两国的共同利益还在不断扩展，因此，以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来“规范”和限制中国的国际行为，并且利用国际体系对国家主权的侵蚀，使美国的力量有机会越来越影响中国的内部进程，最终达到防止和消弭中国挑战美国霸权的潜在威胁的目的。可见，佐立克为中国构塑起来的最新的国际角色，仍然是服从美国的战略利益的，但也揭示了一个事实：中美关系不是一般意义的双边关系，两国的双边关系已经直接影响国际体系，反过来，“国际体系”也已经成为中美关系发展趋势的主要背景。

二、国际体系转型：中国国际角色转换的结构性根源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中国国际角色客观性发生转化的同时，其主观性一面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国际社会的“斗士”、国际体系的“破坏者”、西方的“对抗者”、“威胁者”、“潜在的敌人”转变为到今天佐立克所说的“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这种转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不过，这种转换的结构根源则是国际体系的转型。

角色“是与特定的社会地位相联系，并在一定规范基础上产生的期望”。这种期望一旦得到被领会者的接受（形成了角色互动），为了使这种互动持续下去，被领会者就会在“自我”和“角色”之间进行调适，从而形成一个独特的“个性”。而这种个性不是来自于自身，而是在个体与网络群体联系的特殊构造中呈现和塑造的。也就是说，这种个性是无数社会影响的集结点。 同样的道理，国家的国际角色形成、定位和转换都有结构性的根源，这种结构性根源正是来自于国际体系的转型。

首先，国际体系的相对稳定性不仅为行为体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位置，而且也使行为体转换后的新角色不会对自身的环境产生陌生感。相对稳定的位置是国家的国际角色在既定的国际体系中的“立足点”。当然，国家获得这一“立足点”所凭借的首先是自身的实力，但又并不单单靠自身的实力，而是在实力的前提下，一个国家与其他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最终决定了该国在体系中的实际地位。这就是该国实际所扮演的国际角色。因此，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只是为中国国际角色转换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但是，中国国际角色转换是否成功，还要看国际体系能否为中国新的国际角色能够提供一个可调适的国际社会环境。这关键要看当今的国际体系转型的方式。很显然，国际体系在今天的转型与历史上的转型方式有着本质的区别。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二战后形成的战后体系，都是通过战争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这正如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说：“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是由政治对手争夺霸权引起的，这些周期性的冲突重塑了国际体系，推动历史向新的、前所未有的方向前进。” 而今天，从战后体系到冷战后体系的演变，是在和平中以渐进的方式转型的。这种转型方式不是世界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所导致，而是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化所引致的 。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体系中，中国实力的上升所带来的中国国际角色的转换，即使某些行为体可能会对中国的新角色产生某些担心，但并不会导致中国新角色对国际体系环境的不适应。也就是说，中国国际角色实现转换以后，既不会成为现存国际体系的破坏者，也不会成为体系内的新挑战者。中国只是在适应体系环境中来追求体系内适当的新位置。因此，米尔斯海默的“中国是非和平崛起”、“中美之间必有一战”的说法， 源于他只关注中国力量增长后可能带来的冲突，而没有看到中国力量增长后对国际体系的适应性和与国际体系内其他大国之间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相互调适。

其次，国际体系中不同行为体之间“位势差”的存在为国家的国际角色的转换提供了空间。一方面，国际体系并非是一个扁平式的结构，而是一个多层次、非均衡的结构。 这种体系结构使国家有机会角逐更高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意味着在国际体系中对特定角色没有稳定的、特定的权威来分配，而且角色本身的权利和义务也缺乏广泛承认的、一直清晰的界定。因此，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实力来不断追求它们在体系中的新位置。这是行为体角色转型的实质性内涵。可见，在中国实力上升的情况下，中国在国际体系中追求新的位置，要求重新进行自己的角色安排，这完全是一个正常国家的合理之举。不过，中国重新进行角色安排的行为与历史上大多崛起进行角色重构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历史上的大国崛起，特别是德国、日本、苏联等的崛起，都是在外部压力之下而产生的崛起冲动。德国的崛起是慑于法国，尽管1815年拿破仑帝国被击败，但法国重振昔日辉煌的雄心从来没有消失过，所以，在法国的压力下，为了维持德国的欧洲大国地位，俾斯麦把德国推入到了大国争夺的漩涡之中。威廉二世继位后，德国正式向世界宣称“为自己争夺阳光下的地盘”。 日本从建国到立宪等过程都受一种悲情的驱使。由于长期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日本感到，强敌环伺，处于被开除球籍的危机状态下，必须在最短时间内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国家的强大，超过自己“所恐惧的敌人”。而一旦它实现了自己的强国之梦，日本就会通过军事的手段迅速把这种悲情心理贩卖出去。至于苏联，在两极格局形成初期，两极本来就不对称，两极的天平明显倾向于美国及其主宰下的西方阵营。所以，战后初期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真正是励精图治，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式来确保与美国竞争的“硬力量”异乎寻常地强大起来。20世纪70年代中期前后，苏联获得同美国一样的超级大国地位以后，更害怕在两极争霸中失败。所以，苏联试图通过军备竞赛来谋取对美国的军事优势；同时，在第三世界和东方阵营内大力推行“大国主义”。结果，军备竞赛拖累了苏联， 推行“大国主义”则拖垮了苏联。 相比之下，中国在发展的当今既没有这样的悲情心理，也没有外部的压力，因而不会产生所谓的“国家强大焦虑症”。 因此，中国的发展不会根本改变国际体系的现状结构。

再次，虽然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国家都可以毫无限制地追逐自己特殊的地位，而是在国际体系中按照相对位置排序的，并非一种简单的单一存在。 这是因为国际体系的环境因素和主要行为体一起向国家施加影响。 国际体系是一个相互依赖系统，系统内任何行为体的行为都会对系统内其他行为体产生影响， 这种影响视相互间的敏感程度不同而有差异。敏感度不同，国际体系的环境因素和主要行为体对特定行为体行为影响的反馈也不一样。 当今的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成员，而且中国与国际体系以及体系内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也越来越紧密。这种紧密关系事实上并不仅仅是体现在中国与其他主要行为体的经济利益关系上，同时要表现在地区稳定、全球安全等战略利益关系上。由于这种高度紧密关系使中国与其他行为体的相互依赖具有较高的敏感度，因此，中国角色的转换，特别是中国角色转换所带来的国际地位上升，必然引起国际体系环境因素和体系内主要行为体的反馈性制约，包括认知上、观念上等的制约。 因此，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既不能完全随意追逐自己的特殊角色，也不是消极地等待“正确角色”的自然获得或分配。

三、中国国际角色转换：国际体系和平转型的重要动力

现存国际体系正在发生转型，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国际体系转型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变动趋势及其内容仅仅是由国际体系的结构，也就是由权力分配的形态决定的，而不是以国家自身的变动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的变动与国家存在的本身的变化无关，仅仅意味着权力结构向新形态的变化。简而言之，国际体系的变化是由各单位实力对比的变化直接造成的。 但是，国际体系的结构并不仅仅是权力分配结构。国际社会的价值分配方式、行为主体所要获取并扩大的价值、价值分配手段，以及与权力分配相对立、挑战，并寻求变革的国家间合作体制结构，即由国际机制、国际规则、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大众社会运动中产生的治理结构、与权力结构相对立的具有变革志向的反权力结构的功能，以上这些价值分配结构、权力分配结构、合作体制以及治理结构的复合体规定影响着国家行为方式和国家间关系的形态。 实际上，对外政策角色分析理论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国际体系不仅可以被看作是相互关系的格局，而且还可以被看作是在特定时间范围内不同国家角色观念的分配。” 建构主义则更明确地指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建构而成的，国家的角色身份不同，国际体系的结构也不同，并认为，无政府体系的结构和趋势取决于敌人、对手、朋友三种角色哪一种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 由此可见，权力结构的变化虽然是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动力，但不是惟一动力，国际体系中行为体的行为方式、观念等都是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动力之一，而且，在力量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时，行为体对国际体系转型的作用可能更为重要。

中国的崛起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角色的转换是当今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现象。因此，中国在体系结构中的行为方式和观念必然对国际体系的转型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中国崛起的和平方式，将促进当今国际体系以非战争方式转型。中国崛起的过程也是中国进入国际体系的过程，甚至从某种角度来看，二者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中国进入国际体系的方式与历史上的大国兴起完全不同。历史上大国兴起时一般都是通过殖民掠夺方式进入国际体系的，而中国则是在接受国际规则的前提下通过市场化道路进入国际体系的。也就是说，虽然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获益者，但中国在其中是付出了高额的市场成本和通过市场方式也付出了高额的社会成本的。一方面，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可以避免同体系内的主要角色美国爆发新的冷战；另一方面，以和平方式进入国际体系，则可以同美国等主要角色在合作的基础上进行讨价还价，以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从而有利于国际体系在非战争状态下实现转型。

其次，中国对外政策的理念是和谐、和平、和睦、和解，将确保国际体系以和平方式转型。大国成长对国际体系的影响有两种，一种是导致现存国际体系彻底崩溃，这一般是通过军事扩张而成长的大国的影响；另一种是通过和平方式成长的大国，它将促使国际体系逐渐朝着有利于国际社会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型。中国的成长是以和谐、和平、和睦、和解为对外政策基本理念的，因此，中国崛起的目的不是象米尔斯海默所说的要建立霸权， 而是以和谐为主要理念的前提下促进国际格局的多极化来反对美国霸权，而“反对霸权”和“建立霸权”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战略。 或许美国难逃“霸权周期论”的规律，但中国决不是美国霸权地位的替代者。中国这种新角色的定位决定了中国是国际体系的改革者而不是摧毁者。

再次，中国角色转换对体系的快速适应性，使自身很容易被体系内的其他行为体产生正确的角色领会，避免了中国与其他行为体之间在体系内发身角色冲突，从而进一步确保体系在和平中转型。正如前文所说，国际体系的相对稳定性使中国角色转换后能够迅速适应既定的体系环境，并不会因对体系环境感到不称心而力求摧毁体系环境，因而其他主要行为体也不会因中国角色新变化而产生错误的认知和领会。如果某些行为体对中国新的角色产生错误认知和领会，那也是因为它们对中国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偏见，以及在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所说的认知相符性、诱发定势和历史包袱三种错误生存机制下产生了种种错误的逻辑：认为中国上升性的角色缺乏合法性基础，因而，要么把中国过去的角色固化到今天，故意回避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的国际角色所具有的上升性；二是把西方大国崛起中所扮演的国际角色固化到今天并强加于中国身上，强迫中国接受既定的角色，故意忽略当今中国崛起中的新角色的新的历史背景、新的时代特点和新发展条件。

最后但并不是不重要的是，中国角色转换后追逐的目标不是简单的生存或安全，而是为了世界的共同生存和安全的全球善治（global good governance），构建一个和谐世界。传统现实主义把权力视为国家追求的主要目标，而新现实主义（主要是结构现实主义）则把权力看作是确保安全的手段。也就是说，在最重要的关头，国家最终所关心的不是权力而是安全。 不过，无论是追逐权力还是追逐安全，国家都是以权力政治学为基础的；而且，在权力政治学基础上，无论强国还是弱国，都最终会陷入“安全困境”之中。然而，中国崛起和国际角色的转换并不是以权力政治学为基础的，而是以“问题政治学”（issue politics）为基础的。所谓“问题政治学”，就是指把国际政治看作一系列的问题领域并围绕这些问题领域进行竞争与合作的一整套政治主张。 以“问题政治学”为自己发展的基础，是有中国崛起和角色转换所处的时间和空间决定的。当今中国的崛起是在和平发展的时代条件下、在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化迅猛发展但其消极负面效应也日益明显的国际环境中而崛起的。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决定了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猎人”与“猎物”之间的对抗，而是发展中的分歧，并由此产生了各国对利用全球公共品和全球稀缺资源的不同行为方式。于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伴随着全球性的巨大经济收益的，是环境、资源、海洋利益、外层空间开发、难民、恐怖主义、贩毒等全球性问题。在冷战结束以后，军事冲突和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的情况下，上述既超越国界和地区界限又超越意识形态性的全球问题就成为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峻问题。 而这些问题单靠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应对，必须通过国家间的合作来谋求共同安全，实现共同发展。因此，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的新安全观正是在“问题政治学”基础上实现角色转换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