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在于税收（包括国内税和社会保障税）正在减少，要想偿还债务就要迫使缩减公共开支。因此， 2024年3月27 日周三正值复活节开始之际，阿根廷不同地区大刀阔斧地以非正规方式进行数千次裁员。

米莱上台后掀起了巨大的“解雇浪潮”。阿根廷国家工人协会（ATE）称，截至 2024 年 3 月 27 日，国家各部委、秘书处、不同部门和地区中共有 4969 名员工被告知要被解雇。但总统发言人指出，国家裁员的人数将是米莱原计划的 20%（米莱原计划将裁撤国家行政机构 70000 名员工），而现在估计约有 15000 名员工将被裁员。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多部门工人集会“祖国不应变卖”公开表示：“警察多次在没有事先通知或正式沟通的情况下进入公共场所，干扰工人集会。甚至在阿根廷人权事务部秘书处一名官员的随身警卫人员曾试图拿出枪支。我们除了揭露并谴责这些暴力行为之外，还须指出，如今政府的许多解雇行为都是违宪的，这打破了就业市场的平衡，甚至一些工龄超过 20 年的员工也被波及。”

除此之外，米莱政府制定的《综合法案》还通过操纵养老金流动性指数调整了养老金和退休金的发放，约有720 万人受到影响。这样一来，养老金和退休金发放的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再是 2023 年的 9%，而是变为了 7%。

公共工程、社会项目、向各省和大学的补贴与资助等也遭受了类似的削减。

4月23日，阿根廷大学生抗议政府对教育开支的削减

E. 重要物资价格国际化

阿根廷土壤和海洋资源丰富，开采石油、天然气、各种矿产以及食品的成本低于国际平均成本，但鉴于目前的汇率，政府计划调整水、气、电和食品的关税，与国际价格接轨。

阿根廷使用“基础总篮子(CBT)”来衡量人们日常生活所需最低开销，而这一指标会受到大型贸易公司定价的影响。因此，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于3 月 8 日周五及3 月 11 日周一分别和这些大型公司经理及各大超市负责人召开会议，在会上卡普托宣布国内此类商品的国际价格为上限，所有影响“基础总篮子(CBT)”的公司和超市定价均不能超过这一上限，否则政府将开放进口与其竞争。

3月15日周五，卡普托通过阿根廷中央银行向公司和超市发布消息，政府将提供足够的外汇以确保相关公司和超市在30天内完成价格调整。此外，阿根廷政府还决定在 120 天内暂停对基本食品和用品（乳制品；牛肉、猪肉、家禽、羊肉；耶巴马黛茶；糖；小麦粉；大米；橄榄油和葵花籽油、清洁用品和洗漱用品等）的进口征收额外的增值税和所得税，通过外币兑换和税收调整的方式对进口商进行补贴。

政府告诉这些大型公司，如果生产成本过高，那就裁撤员工并进口商品。这就是对大型公司和超市的建议：进口以及裁员。至于中小型企业，那就关门大吉吧。国家的规模小一点不好吗，这样政府便可以用税收购入美元来还债，同时进口那些国内市场无法生产的商品。

米莱的精神导师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7】认为，美国应该为国内消费者生产商品，倘若国内卖不出去，那就选择出口，如果还是行不通，就应该停止生产，市场会重新分配资源用于其他生产。

而米莱所采用的模式则是把出口摆在首位，如果国内产品无法出口，那就以国际价格在国内出售，如果仍然卖不出去，就停止生产。米莱政府完全无视阿根廷国内的失业率和贫困率，于他们而言，失业和贫困仿佛并不存在。

米莱政府的规划是尽可能减少国内消费，以增加矿产、能源、饲料和粮食的出口。但是，消费的减少意味着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因为阿根廷生产产品的70% 以上都是在国内市场上销售。消费减少得越多，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幅度就越大。这种模式只会让阿根廷陷入恶性循环，为了偿还外债最终的结果便是商品价格受到控制，进口越来越少，而出口越来越多，农业、金融和出口模式都会受到影响。

“进口替代工业化”曾见证了阿根廷的辉煌

阿根廷的出口依赖型发展模式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经济学中，我们将“生产矩阵”模型定义为一个社会如何在给定的时间和价格下进行组织，来生产特定的产品或提供相应的服务；如何利用其可支配的资源（或开发新资源）进行生产，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更大的经济附加值，创造财富，并同时达成共同利益、机会均等与社会进步。

二战后，阿根廷的经济以“进口替代工业化（ISI）”为主导（这种发展模式从1930年经济危机后的“皮内多计划”【8】中便可见一斑）。

1943年至 1974 年间，阿根廷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 3.4%，越来越多的无业人口和移民变为了工人，在社会和工业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74 年，阿根廷成为了美洲大陆上一体化程度最高、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生产矩阵”模型。

1970 年间，阿根廷已经开始通过出售开司米织物、无缝钢管、钢材和铝材来代替工业进口，1973 年，阿根廷的汽车公司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售汽车和零配件。因此，“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经济模式在当时越来越为人所接受，尤其在见证了国家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后更是成为了阿根廷主流的发展模式。

“进口替代工业化”（ISI）旨在加强国内商品的生产，以国内生产的工业品代替进口产品。这样一来，阿根廷便无需再依赖自然资源等原材料出口以获得经济增长。为此，政府为初级产品增值活动减税并/或提供资金，同时对土地和显性财富征税。

“进口替代”模式要想取得长足发展，就要依赖工人的力量。然而，阿根廷军事独裁统治期间，采掘主义盛行，农业和金融出口模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进口替代”的内向型经济模式难以为继，阿根廷只能屈从世界经济的要求：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口粮食和原材料，并进口除原材料之外的所有产品。

这一举措让阿根廷负债累累，统治阶级榨取了所有利益，变得越发富有，而阿根廷民众则被迫为沉重的债务买单。资金短缺使得国内生产窒碍重重，国内市场也逐渐低迷，这迫使阿根廷优先将产品销往国外，形成了恶性循环。

依赖型经济导致负债累累

军事独裁期间，从债务中获益的大型经济集团（如Rocca-Techint、Eurnekian、Pérez Companc、Bulgheroni等）、农业出口部门（也与上述集团和外国企业有关联）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三者均向阿根廷政府施压，要求政府接受军事独裁时期遗留下的约 436 亿美元的债务，不再就其展开调查，并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支付所有费用。

面对激进派政府坚持接受全部外债的要求，1985年2月18日，时任阿根廷经济部长贝尔纳多·格林斯潘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阿根廷代表华金·费兰从经济部解职。第二天，时任总统阿方辛要求格林斯潘辞职，阿方辛与地方经济团体达成了一致，计划履行偿还外债的义务。

然而外债规模如此之大，利率如此之高（以美元计，年利率约为 16%），1985年至1988 年间阿根廷的全部贸易顺差（85.3 亿美元）都还抵不上债务利息的增长。1988年，外债总额达到了632亿美元。债务仿佛无底洞，不论怎么填补都无济于事。

无力偿还外债意味着激进派政府不得不停止对大型国有承包商的补贴（减少公共工程、限制工业发展、减少税收优惠、增加关税、限制外币兑换等【9】）。这引发了巨大的通胀压力，导致了1989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当时人们饥不裹腹，超市被一抢而空，国家一片乱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卡洛斯·梅内姆于1989年七月提前就职，担任阿根廷总统。

梅内姆上台后颁布了《国家改革法》和《经济紧急状态法》，大力推行公共财产私有化。梅内姆全面开放市场，鼓励外资流入，而国有财产私有化等政策也为阿根廷带来了经济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梅内姆施行固定汇率，比索按照1∶1的汇率钉住美元。然而这一举措也使得阿根廷外贸逆差不断扩大，从而导致了2001年金融危机的爆发。

一方面，政府为了鼓励私有化，减免了企业的债务以帮助其发展，然而代价却是公共债务的增加。另一方面，政府同时推行“自愿退休计划”，员工可以选择提前退休下岗，这当然能够有效减轻企业的负担，增加收益，但同时也导致了失业率和贫困率的飙升，无数工人陷入失业，社会贫困阶层不断扩大。

梅内姆执政期间资本外逃现象明显，从中也可判定比索美元1：1的固定汇率制不再适用。2001年，阿根廷外逃资本高达299.13亿美元。那些在军事独裁时期从债务中获益的商人再次在阿根廷市场上签订外币债务合同，并全盘采用固定汇率制，以1比索兑1美元。

然而阿根廷比索贬值已成为无法逆转的事实。2002年四月，在平行市场和巴拉圭市场上，1美元可以兑换4比索，这对比索的购买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索贬值的结果便是债务人受益，因为只需偿还原定债务的四分之一。

历史正在重演

之后的十年中，阿根廷的国内市场、生产和就业得到了恢复。政府将债务证券换成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指数挂钩的新债券（用本国货币取代外币证券）以解决债务危机，这一举措成功将外债减少了65%，即613.5亿美元，而政府需要偿还的债务总额为204.5亿美元。2006年1月3日，阿根廷政府用大豆出口积累的国际储备提前支付了95.3亿美元，全额偿还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所有债务。

2015 年 12 月，中右翼“变革”联盟成为了执政党，外债急剧增加。国内市场和比索已无法满足国库的财政需求，因此政府开始通过借外债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变革”联盟执政期间，阿根廷的外债增加了超过1000 亿美元。当时任经济部长马丁·古兹曼询问《号角报》（Clarín）员工马塞洛·博内利这些资金都流往何处时，答案显而易见：流往国外。阿根廷上层阶级将资产转移到国外，中饱私囊，平民百姓却要为此付出代价，被迫承担偿还利息的压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阿根廷建立了延期授信信贷，在备用金季度资本分期付款的每次到期时都会向阿根廷提供贷款，并将于 2026年支付首笔资金。而达成这一信贷的条件则是2020 年 8 月 31 日与“外国债券持有人”签订的债务交换协议，协议规定阿根廷将支付债务利息，并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分期摊销资本。

截止2024年4月2日，IMF欠债最多的几个国家，阿根廷位居榜首 

2019年，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当选总统，执政期间遭遇新冠疫情，医疗援助支出加剧了阿根廷的财政赤字。在这样的境况下，阿根廷政府并没有选择对债务进行调查，也没有制定更好的偿债条件，而是通过在国内市场上发行比索债券，但可根据通货膨胀率、美元汇率或两者进行调整（是一种双重货币债券），以此来弥补财政赤字。比索债券总金额达 575 亿比索，远远超过了阿根廷的外债总额【10】。

根据国家统计局 2023 年第四季度的数据，阿根廷贫困率为 44.8%（贫困人口为16,650,000 人，主要是儿童和老人），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 13.8%。

2022 年 8 月 30 日，马克·斯坦利（Marc Stanley）大使在阿根廷美洲研究中心（CEA）的年度晚宴上解释了政府为偿还公共债务所选择的道路：“阿根廷可以向世界提供能源和食物，通过农产品和自然资源出口来帮助自身实现经济复苏和增长......乌肯省巴卡穆埃尔塔山区的油田可能会吸引美国的额外投资，促进我国商品出口，稳定我国经济发展，并同时为世界各地的其他国家提供急需的能源。”

阿根廷找到的“出路”简单明了：将重心放在能源和粮食的生产与出口上，并利用这些收入偿还债务、进口其余商品，这种对外依赖的发展模式在米莱的改革中再一次被强化了。

注释：

【1】 所谓“货币化”程度，即国民生产总值中货币交易总值所占的比例。截至 2024 年 3 月 22 日，阿根廷私营部门的信贷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9%，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3 年巴西的信贷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71.8%；玻利维亚占 71.2%；智利占 112.8%；德国占 83.4%；西班牙占 90%；意大利占 71.5%。阿根廷的信贷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很少，而且只为短期贷款（如信用卡）提供资金。

【2】阿根廷央行的会计分录为“黄金与外汇”、“纸币与硬币”。

【3】这就产生了套利交易，即人们从美元转向比索债券或用比索购入股票，因为目前比索债券和股票的收益率高于美元价格的上涨，之后在美元价格上涨之前再回到美元，这么一来便可以从差价中获益。

【4】根据参议员奥斯卡·帕里利法案中的估算，这笔储蓄数量至少有1000亿美元。

【5】这指的是用比索购买在国外上市的债券或股票，并在该市场上以外币出售。

【6】阿根廷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商定的 2023 年末原始赤字目标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9%。

【7】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1926-1995年）是美国的经济学家、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知名学者，曾发表数篇笔记和著作，论述国家的无用性和自由市场的必要性。

【8】“皮内多计划”是1940年代，阿根廷财政部部长的皮内多（Federico Pinedo）制定了一系列举措，旨在克服危机，重组阿根廷经济，以适应不断变化和困难的国际环境。

【9】 阿根廷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来提升外贸竞争力以促进出口，因为国家以比索为货币单位进行资金回笼，并且必须通过购买外币来偿还债务。

【10】截至2019年12月，阿根廷的国内债务（即比索债券）为2,1132.47亿比索（其中60.8%为可调整市面汇率的债券，39.2%为固定利率债券），此外还有国家财政部秘书处还有5615.77亿比索的票据（89.11%为可调整票据，10.89%为固定利率票据）。根据阿根廷国家统计和普查局(INDEC) 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数据来看，这甚至还不到阿根廷“全民阵线”政府所欠的比索债务的三分之一。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