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很自然地让人联想起1992年的洛杉矶暴乱。当年4月29日，当地陪审团宣布4名被控“使用过当武力”的警察无罪释放，引发大规模抗议，最终演变为持续4天的武装暴动。

1992年洛杉矶暴乱现场

除洛杉矶警察和加州高速公路巡警外，最终更动用了超过10000名加州国民警卫队和数千名美国陆军、海军陆战队进行镇压，才终于使事态平息。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官方数字，总共造成53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

1992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国民警卫队、陆军、海军陆战队军人开进洛杉矶执行镇压任务

在洛杉矶街头警戒的美军士兵

与之相比，这次动用军人远没有那么火爆，可见美国政府在积累了丰富的镇压经验后，调整卓有成效。

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归功于应对骚乱时的战术变化。洛杉矶警方当时管控不力，使暴乱迅速蔓延至全城，警方甚至放弃了韩裔聚居区“韩国城”，令韩裔居民不得不拿起武器组成街垒，在暴乱中保护自己。警察应对骚乱失当，导致当局不得已调动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镇压。

1992年，在洛杉矶警方弃守“韩国城”后，当地韩裔居民拿起武器自保

而弗格森骚乱中，当地警察反应迅速。据各家媒体报道，街头一旦出现抗议人群，装甲车与荷枪实弹的警察就会迅速出现，在关键路口设卡，阻止暴动蔓延，就地扑灭骚乱。极像是抗日战争中，日军依托铁道线和城镇设立网格，分割我抗战军民，阻挠抗日力量的联合与运动。正因为如此，弗格森骚乱者没有形成串联，也未能夺占城市中的各个区域。从白人警察枪杀黑人青年至今已有三个月，抗议与骚乱一直没有停歇，但危害却不如洛杉矶暴乱四天来得大。

最后不得不提下世界性难题——警方与媒体的关系。

作为一个警察频繁使用武力的国家，美国设置了一套精妙的警方-媒体互动体制。警方特设新闻发言人，在非工作时间，媒体可以随时通过指挥中心与媒体服务处指定的新闻发言人取得联系，警局的有关人员也可在非工作时间通过寻呼系统或家庭电话联系到新闻发言人。

警察如果开枪射击（合法的打靶训练、狩猎除外），按政策，无论是否有相应后果发生，指挥中心应立即通知媒体服务处，并且还规定了详细的信息公布原则和禁止公布的内容。

为了让媒体在第一时间配合报道，美国警方还对那些“有信誉”的媒体工作人员发放媒体和车辆通行证，而且该证件得到警察机构范围内的一致认可。

当然，这些制度并非万能。昔年笔者在香港做研究，曾提及这套体制，长期在美国生活的教授连连摇头：这不work（这没用）。但至少说明，美国警方不是只知掏枪的愣头青，不是完全僵化的官僚机构，而在努力提高自我修养。

不过弗格森骚乱的情况更加复杂，美国媒体似乎配合有限，在种族话题上纷纷“正确站队”，吐槽“警察军事化”也大有人在。或许正如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陈平教授所指出的，这次美国媒体“大肆炒作，一方面给自己脸上贴金，一方面给总统难看”。

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警方仍旧应对有道，不但数次逮捕《华盛顿邮报》《赫芬顿邮报》等主流媒体记者，更是直接要求美国航管局设立禁飞区，禁止媒体的飞行器采访拍摄。

弗格森警方逮捕采访记者

从之前的舰炮轰击，到今日的催泪弹；从过去反应迟钝、弃守一方，让民众暴露在骚乱的威胁下，到今日迅速动员力量封堵要点，就地扑灭大规模暴乱的“火苗”，美国警察与当局不仅在镇压的具体手段上更加文明进步，其战术思维和对形势与舆论的整体掌控也日渐提高。因而，弗格森骚乱也就没有造成洛杉矶暴乱那样巨大的损失。尽管美国政府与警方尚无力解决枪支泛滥和种族问题，但毋庸置疑的是，美国镇压力量的演化是“民主细节”不断自我完善的最佳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