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农民有能力进城就都进城去了，只有那些缺少进城能力甚至进城失败而返回农村的农民留村，以及主要是老弱病残留村时，农村的收入与农业就业，更大程度上不是要富裕，而是要保底。对于这部分农民来讲，因为缺少进城市能力，缺少在城市的就业与收入，他们就十分依靠农业收入和农村收入。农业收入和农村收入可能并不太高，但对于缺少城市二、三产业就业与收入的农民来讲，这个收入就是基本保障，就十分重要。因为农民有土地，农村可以自给自足，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有限的农业收入可以让仍然留守农村的农民获得远较在城市体面的生活。

这样来看，对于农民来讲，当前农业收入和农村收入，重要的并非是致富，而在于保底。正是这个意义上讲，对于农民来讲，农业既重要又不重要。重要是讲农业就业和收入为6亿多仍然留村的农民提供了基本保障，不重要是说，农业就业与收入很难让农民致富。农民致富的主战场在城市，而为农民提供基本保障或进城失败退路的则是农村。

也就是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方面当然要让更多农民生活富裕，同时更要为所有农民提供农业和农村的基本保障。致富是市场的事情，基本保障则是政府的事情。为农民提供保底的农业和农村，作为基本保障领域，一定要防止纯市场化的思路，一定不能将市场行为与政府行为混淆起来了。

现在的麻烦恰在于存在这样的混淆可能。

三、乡村振兴要雪中送碳

显然，乡村振兴战略是要面向占全国农村和农民绝大多数，而不只是要让很小的一部分乡村振兴。而一旦要面向农村和农民的大多数，在城市化背景下面，农村和农民的大多数首先要解决的仍然是基本保障问题，是雪中送碳的问题。只有解决好了大多数农村和农民的问题，才能有乡村振兴，农村才能更有力地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

当前中国城乡之间是相互开放的，尤其是城市是向农民开放的，正是因为城市向农民开放，农民可以依据自己个人及家庭状况采取不同的个人和家庭策略，利用城市的机会来获取利益。

农民在家庭收入足够、城市有稳定就业机会时，他们完全可以全家进城，成为城市中的一员。正是农民可以自由进城，就使得我们依据城市与农民人口进行的收入统计没有意义，因为在当前和未来很长一个时期都是中国快速城市化的时期，且正是农村能力比较强、收入比较高的农户家庭和农民个人才会首先进城，而留守农村的大都是能力比较弱收入、比较低、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户。收入高的农民进城了，城乡收入差距自然会拉大。

同时，当前中国城乡之间的开放也并不是完全的开放，尤其是乡村未完全对城市开放，典型就是农民由农村户籍变城市户籍很容易，由城市户籍变农村户籍则基本上不可能。城市资本（包括城市市民）不能到农村买农民的宅基地和住房。

之所以当前中国城乡体制中仍然有对城市资本下乡的限制，是国家担心城市资本下乡会夺取农民在农村赖以保底的基本保障，国家不希望城市资本下乡建了在农村看星星看月亮的度假别墅，却断了农民进城失败的退路。因此，当前城乡二元体制，是一种允许农民自由进城却不允许资本自由下乡的保护农民的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

有人讲，城市富人下乡就可以带动农民致富，从而缩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确，城市富人下乡算作农村居民，农村穷人进城算作城市居民，这样算下来城乡收入差距会缩小，但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却会急剧拉大。而最重要的是让缺少在城市体面安居能力的农民家庭又失去了农村的安居退路，这会造成严重的不公平，且可能造成严重的政治社会后果。

正是因为城市是向农民开放的，农村中能力强和收入高的农民家庭进城，而又限制城市富人下乡，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加。不过，我们应当更加辩证地看待，这种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加，我们尤其不应指望通过让农村贫困群体进城，让城市富裕群体下乡的办法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为这种办法是将当前的城乡二元结构变成更加难以解决的城市内的二元结构。

资料图来源：视觉中国

既然农村中能力强收入高的农民家庭进城，而城市化又是未来一个时期的必然，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就是必然的，也是正常合理的。现在的问题是，作为无法进城农户的留守地和进城失败农民的退路，以家庭农业为基础的小农经营不仅为农户提供了宅基地和住房，让他们居有其屋，而且可以与土地结合起来，从土地上获得收入与就业。

居有其屋，耕有其田，农民还可以在农业生产基础上建立熟人社会的村庄联系。仅靠农业收入，农民不可能很富，不过，他们或他们的子女可以自由进城务工经商，他们在农村有各种自给自足的收入，农村消费比较低，他们在农村就有了稳定的有保障的生活。这种生活相对城市中产阶级不及，相对城市贫民窟生活则有余。正是因为不愿落入到城市贫民窟，农民愿意选择农村这个可以与土地结合起来的、有根的、有身体安全感和精神归属感的、有情有义的相对体面的生活，而不在城市漂泊流浪。

中国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几乎唯一没有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国家，原因就是中国失败的农民有退路。农民有退路，国家就有出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保持了社会政治稳定，正是因为进城失败农民可以退回农村。只要农民可以与土地结合起来，中国发展中遇到任何困难都有办法可以想，因为有了土地就有了基本保障。一旦最弱势的农民失去土地，出现问题就无办法可想无计策可施。

此外，农业还是中国应对老龄化的一个重要办法。当前农业基础设施条件比较完善，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国家还在建设更加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十九大报告也提出要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化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农村老年人在城市可能就是一个纯消费者，而只要与土地结合起来，他们就不仅可以通过土地获得收入，而且可以获得劳动的意义。

未来二十年将是中国快速城市化的时期，大量农村能力强收入高的农民及家庭进城，农村越来越成为缺少进城能力的弱势农民群体的基本保障，这个时期，国家支农资源就应当重点向这些保障全国绝大多数一般的、贫弱的农民群体的地区倾向，向这些弱势的农民群体倾斜，以解决这些农村农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保障问题。要特别注意，这些一般地区农村的农民，他们要的是基本保障，是雪中送碳，正是农村有了基本的生产生活保障，进城失败的农民就不愿漂泊在城市，而会返回农村，农民获得了可以返乡的选择权，国家则获得了农村这个稳定器与蓄水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