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为吃准地方政府的上访者到了北京，找到相关部门上访，相关部门热情地接下了相关诉求。这些部门当然无力解决蜂拥而来的海量上访，而只可能向地方政府转达上访者的诉求。为了防止地方政府应付，拖着不理不办，这些信访部门就要求地方政府在限定时日认真听取上访者的诉求，报送办结报告，甚至让上访人签字评价满意度。

相关部门热情良好的态度和看起来十分重视的批转让上访者对北京充满感激和信任，也充满期待。他们的上访被转到地方，但地方不可能满足所有诉求，尤其是本来就不合理的诉求。地方无法满足，上访者不满意，因此再来北京，再批转地方。事情永远得不到解决，上访总在路上。走上漫漫上访路的人，经过多次竭尽全力、充满期待的上访，精神状况可能就会出现问题，过去的人际关系也会疏离，上访者的人生路并不好走。

因此，看起来越是能解决农民上访诉求的上访制度和越是畅通的上访渠道，以及越是有领导人接访，就越是会刺激很多本来可以不走上访通道的上访，就越是给不合理上访者自以为是的力量，就越是让信访系统无力处理如此之多的上访。其结果就可能毁掉信访这一国家治理体制的重要补充。

信访应有成本，实际上也是有成本的。但是，如果舆论和政策宣传给人以信访部门可以为所有人撑腰解决困难的假象，又通过畅通信访渠道、改善服务态度、减少排队时间使上访者以为上访不用支付成本，就会导致大量的上访诉求被激发出来，而相关部门却无力处理如此之多未经甄别的上访诉求。上访这样一个作为法治制度补充、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制度也因此难以发挥作用了。

既然信访制度是国家制度的一个部分，就应有信访制度本身的严肃性，就要遵照规则和程序，就要排队，信访就得支付成本。否则，信访制度本身就不再能存在下去。

上访不归路

上访制度的有效性以上访有成本为前提。上访不同于举报，是为了个人权利或利益而提出的诉求。如果上访没有成本，各种诉求都可以提出，国家就无法甄别上访者所提诉求是否合理，也就无法有效地处理上访者的合理诉求。

从国家治理制度的角度来看，可以通过一个三层平衡的分析框架来理解上访制度，即中央—地方—社会。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中央要通过地方来管理这个国家，来直接面对社会，地方在面对社会时要有自主权，不然就无法应对千差万别的复杂的地方实践。地方政府官员有了自主权，就可能欺上瞒下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甚至贪赃枉法、欺压百姓，侵害社会利益。社会通过上访向中央汇报情况，中央借社会力量来约制地方，纠正地方的不法行为，查办贪赃枉法的地方官员。

要获得地方的有效信息必须允许进京上访。若地方可以随意打压社会，限制社会向中央报告情况，中央就很难获得地方政府的治理信息和地方官员的个人情况。但是，如果社会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渠道过于畅通，以至于几乎没有成本，中央就很难从中甄别出有效信息，以至于难以真正准确地掌握地方的情况。

当然，在实际中，上访肯定是要花费成本的，并且上访诉求并不一定能真正得到满足。实际上，只要上访就可以解决问题是一种幻象。真正去上访时，如果问题解决不了，却又很难收手，上访人就有可能从此走上漫漫上访不归路，以至于最终陷入偏执状态。

一方面要允许农民上访，允许农民通过上访来解决自己的诉求；另一方面，上访者必须理智、可靠，要准备承担上访的代价，要对上访的结果有理性的判断。

（本文节选自贺雪峰新著《最后一公里村庄》。）

《最后一公里村庄》 2017年7月第一版

出版：中信出版社

品牌：东方巴别塔（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作者简介：贺雪峰，1968年生，湖北荆门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以他为核心的学术团队被称为“华中乡土派”。主要著作有《治村》《新乡土中国》《村治的逻辑》《城市化的中国道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