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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小事为何越闹越大——村庄治理的问题与困境
关键字: 贺雪峰 农村问题研究张维为 西方民主批判西方 普世价值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四
为什么上访中会出现如此的失衡?如何解决问题并使农村上访维护在一个平衡的限度内?
其中一个办法是允许地方政府对无理上访、谋利型上访尤其是有不良势力介入进来的上访进行处理。不过,只要中央允许地方政府对无理谋利上访破坏公共秩序(《信访条例》有规定)的行为进行处置,则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地方政府一定会极大地超出中央所允许的限度,对他们认为的无理谋利上访进行压制,且他们就更加没有意愿去解决农民的有理上访。他们会为了保卫自己的职位,为了自己的政绩,而充分利用他们的权力去压制所有他们不喜欢的上访。这不仅会使农民利益可能受到极大侵害,而且,中央也无法再与农民结盟来约制地方。
这样一来,国家在如何面对上访问题上就存在两难,一是要允许农民越级上访。一旦允许,大量矛盾到了中央,中央无力解决,就必然要求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就要一票否决上访过多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减少越级上访,一方面强调矛盾不出村乡县,一方面就要压制上访,压制上访不合法且不合中央要求,因此只能“人民内矛盾人民币解决”,这又进一步激励了农民的越级上访。上访更多,中央更无法处理,中央更要求矛盾化解在基层,基层就更加只能以人盯人,就更加在重大节假日,花费更大成本防止谋利型上访的发生。基层也就越来越处在维稳的巨大压力下面,维稳成本居高不下,且维稳越来越成为基层工作的中心任务。
基层因此处在了进退失据、动辄得咎的困境。基层只能是人盯人,盯不住,农民照样上访。由此而来的是各种恶性事件,经媒体放大,都是泛泛指责地方政府,而进一步刺激了群众的情绪,鼓励了刁民的斗志。基层治理陷入困境。
当前乡村治理存在以上危机,可能并不是最糟糕的事情,最糟糕的事情是我们都不愿面对,没有能力面对,我们都以为自己已经掌握真理,甚至不愿深入了解经验就已经得出结论。尤其是对于学界,目前也习惯于结论先行,不愿或无力深入事实。这是危险的。
信访资料图(图/东方IC)
五
正气不足,邪气上升。为什么会出现以上国家治理的困境,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村庄政治的丧失。
村庄政治,在传统时代和人民公社时期的表现为:
在传统时期,村庄政治的核心是地方性村规乡约具有法律一样的效力,村庄有自主解决内部纠纷的主体性。即使村内纠纷无法在村内解决,而闹到国家在基层的代理人那里(比如县衙的知县),知县也是按照村规来裁决。村庄内有各种边缘群体,但边缘群体不可能主导村庄规范,而会被村庄各种力量压制住。若有人不断地与村庄主流力量缠斗,这种人就会被定为搬弄是非之人。这样的定位,就不仅要付出声誉的代价,而且在民事裁决中会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因此,在传统时代,虽然有上访,有钉子户,但为数甚少,并不构成对基本治理秩序的挑战。
人民公社时期,最为重要的是群众路线。一个敢于挑战群众共识的人,就可能被群众批评。国家无法从意图上判断一个人的行动动机,但群众可以判断,可以通过村庄内的共同的生活常识来判断。是出于好心还是恶意,是为公还是为私,是做贡献还是搞破坏,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让群众来判断是非。
总之,在传统时代和人民公社时期,村民既是一个总体,又是要进行具体分析的,一个村民因其动机、意图、行为,而可以被判定为坏人,从而受到村民群体的惩罚。村民群体有惩罚坏人的能力和合法性。其背后则是义务本位和有罪推定的司法原则。在村庄中肆无忌惮是不行的,与官员死缠烂打是危险的,也注定是要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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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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