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前后，一则激发反穆斯林情绪的帖子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这条推文宣称，当年3月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桥发生恐袭后，一名穆斯林女性从恐袭受害者旁边经过时拒绝伸出援手。

该推文被《每日邮报》、《太阳报》等主流媒体收录并广泛传播，然而一年半后，爱丁堡大学研究人员认为，这篇推文账号与其他大约400个假账号一样，是水军公司经营的。

“脱欧派”是假新闻的受益者，他们很大程度上也是假新闻的制造者和传播者。比如，脱欧组织Vote Leave曾刊发广告宣称：“土耳其（人口7600万）正要加入欧盟”。一名脱欧派官员甚至直接表示，英国无法阻止土耳其罪犯进入英国，也不能对土耳其加入欧盟实施否决权，《卫报》指出，至少后面这个说法是彻底的谎言。2016年7月，英国人以51%支持49%反对的结果决定脱欧。从那之后，英国政坛显示经历了几轮剧烈动荡，随后开始与欧盟展开艰难谈判，至今仍处于讨价还价的泥沼之中。

卡塔尔断交潮发端于于今年5月24 日早晨。当天，卡塔尔官方通讯社网站出现了一则卡塔尔国家元首塔米姆在一所军校毕业典礼上的讲话。画面和滚动字幕显示，塔米姆称与多个阿拉伯国家对峙的伊朗是 “地区性伊斯兰大国”；卡塔尔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关系紧张；卡塔尔将召回驻巴林、埃及、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等国大使，还称特朗普不久后将失去权力等等。这则疑似“被黑客擅自发布”的讲话还透露，塔米姆表态支持伊朗和巴勒斯坦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批评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赞扬伊朗是中东地区和伊斯兰教的中心，还说加剧和伊朗的紧张关系是不明智的。

上述信息发出仅45分钟后，卡塔尔政府就发表声明称，卡塔尔通讯社网站和官方推特所发的消息都是“被黑客入侵后擅自发布的”，所谓卡塔尔国家元首的种种表态全属伪造。但卡塔尔官方的解释，未能得到沙特等国家认可，尽管卡塔尔多番辟谣，上述信息仍在中东周边国家新闻和社交网络上迅速传播，引发卡塔尔断交潮，造成中东地区近年来最严重的外交危机。

在2017年10月1日巴西加泰罗尼亚公投前后，大量令人不安的照片和视频出现在社交网站上，比如，一名女性选民手指被阻止她投票的警方掰断；一个6岁男孩遭遇警方暴力而致瘫痪。一些公投中加泰罗尼亚选民受伤的照片实际上记录的是2012年马德里矿工罢工时的情景。还有一些误导性新闻，如“欧盟官员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全球大国准备着欧洲发动地面战争”，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

假新闻煽动了参加公投的民众的情绪，这场公投导致西班牙出现了严重的宪法危机，加区分裂主义者领导的政府被解散，加区前主席遭到全球通缉，另外还有数名议员面临指控，西班牙经济也因为这场公投受到波及。加区预计将在12月21日重新选举出新的自治政府，踏上重整与修复之路。

种种案例清晰地说明这一点：新媒体语境下的传播变局，给人类传播行为带来了颠覆性变化，因为互联网使“人人成为新闻记者”变为现实，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即“用户生成内容”成为新常态。

UGC概念最早起源于互联网领域，即用户将自己原创的内容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展示或者提供给其他用户。UGC伴随着以提倡个性化为主要特点的Web2.0概念兴起，网民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内容是促使公共事件迅速发酵为网络热点的重要原因。

更重要的是，UGC打通了从内容生产到出版的环节，并且将出版成本降低到0。“伦敦地铁爆炸案”和“昆明火车站砍人事件”等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传播，“台湾地沟油事件”则是由一位老伯用数码摄像机拍摄的影片曝光的。

UGC在移动互联网中的广泛应用，更是产生了数量庞大的各种数据，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位置信息等，作为社会管理、人际沟通、商业营销等大数据分析基础。

正是基于这种新的传播形态，原本由传统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奉为圭臬的“真相”已经衰落，主导社会共识的影响力与话语权渐渐弱化，有西方学者甚至认为社会已进入“后真相时代”。也就是说，公众面对的是一种不正常舆论生态，媒体传播主要起到的是煽动情感、强化偏见的作用，其所产生的影响超过了客观事实对人们的影响，人们只在意情绪或主张，而不管事实和道理。这样一种极其复杂的新媒体语境，就给极少数别有用心者操控民意提供了外部条件，他们可以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对事实进行重新包装，隐蔽地设置观点性而非事实性议题，由此放大和强化某种情绪或偏见。

有关权威资料显示，我国网民数量逾7.3亿之众，其中运用移动手机终端设备上网超过95%，是全球网民数量最大、手机装备最先进、社会参与度最高、网络舆情最错综复杂的国家之一，往往一件公共事件引爆网络，那就会形成滔天态势。如果有人精心做局、设置议题，情感推动、强化偏见，推波助澜、广为传播，生活在“部落化小圈子”、关系传播“朋友圈”中的大多数网民也许会缺乏必要的鉴别力，很容易被“后真相”与“假新闻”牵着鼻子走，陷入认知与行为的迷魂阵中。

面对“红黄蓝虐童案”舆情发酵，“老虎团”政委及时发声回应，有效化解并平复了涉军传闻。据从事舆情监测的北京沃民公司提供的监测数据来看，红黄蓝幼儿园事件第一个舆情高峰期已过，下一峰值预估在警方公布调查结果时点，网民公众在等待事件真相的到来。

从红黄蓝事件舆情中，值得我们引以为鉴的是：在公共事件处置中，应当充分认识“后真相”与“假新闻”可能对网民构成的传播杀伤力，事件责任主体应当在第一时间出面澄清事实真相，表达明确观点，破解谣言偏见，以利于达成社会共识。

（作者何建华系上海社科院研究员、资深媒体人； 张帆系上海体育学院讲师、传播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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