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建宗】

本文刊登时，笔者正在香港度过十四天的居家隔离生活。这是第二个十四天隔离，过去一个月经历了内地隔离和游历几个大城市，亲身感受到内地抗疫的成效，也充分反映两地的体制差异。从两地抗疫的不同策略、政府的角色、以至对评价成效的不同标准，都是我们研究“一国两制”学者的上佳教材。

无论内地还是香港，抗疫工作都离不开几个关键词：检疫、检测和各种限制措施，而目的应该是尽快控制疫情然后恢复经济活动和两地人流。内地在抗疫的一个最重要的概念，是“闭环”（closed loop）。这是以严密的管控、庞大的资源和有效的社区力量作支撑。“闭环”的核心要素，是任何人从境外入境以后，从检测、分流、隔离到结束隔离都不能够与社区有任何接触。

这从笔者8月底踏入上海浦东机场一刻已经可以感受到：从排队接受检疫人员询问，然后拿着采集鼻咽拭子试管进行检测，再到机场内上海各个区的登记柜台，再分派到隔离酒店，整个流程有条不紊；而上海人办事专业，不会无故对入境人士过度反应的态度，也令笔者留下深刻印象。

中国边检（图片来源：“OCTS青年论坛”微信公众号）

到了社区隔离的环节，上海并没有像香港般给检疫人士戴上手环，而是通过社区的力量，全方位对检疫人士支援和监督。例如社区工作人员会在大门安装感应器，每天因为领取外卖或者扔垃圾而需要开门的次数不能超过六次；社区也会每天派专人在门外收集垃圾，而护士则要求笔者每天两次以微信呈报体温。

笔者有香港朋友在惠州有房子，但因为当地社区不愿意派车到深圳关口把他接回，所以只能在深圳酒店隔离，不能回家。因此，“闭环”管理是大前提，具体能否实施则由不同的城市和社区决定。

内地的有效防控归因于各个省、市、区的领导责任制，任何一个地方的领导都要极力避免发生本土或者输入案例，一经发现，则大规模（甚至以十万计）进行检测以追查源头。中央政府在很早的阶段已经把抗疫定性为阻击战，因此整个抗疫工作都强调集中所有组织和资源，统一调度；当地抗疫的决策部门称为“指挥部”，所有市民都必须服从指挥。而当一个地方出现疫情，中央也会调动其他地方的力量支援。武汉能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把疫情控制住，就是全国支援的最佳例子。

1月26日，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队员在北京首都机场合影（图片来源：新华网）

内地的“检疫”强调“闭环管理”，至于“检测”，则做到任何人都可随时以低廉的价钱进行。虽然笔者在港珠澳大桥入境无须进行检测，但还是在广州市番禺区某医院自愿进行检测，以让家人放心。检测的费用只需要77元人民币，八个小时后可以在医院的终端机自动打印结果，非常方便。

反观香港，无论在“检疫”、“检测”和“限制措施”方面都和内地截然不同。香港最大的特点是反应慢，大部分措施是收得慢，放得也慢。就以检疫为例，我在内地多个城市，最多人质疑的是为什么特区政府仍然要求内地来港人士隔离14天。

如果以科学的角度来看，根本不可能有一个言之成理的答案。把现在内地的抗疫成绩跟今年2月份相比，或者跟现在的欧美国家相比，任何熟悉情况的人都不可能得出风险程度一样的结论。

至于检测方面，香港的问题不在于价格高低，而在于政府的检测未能提供书面报告方便市民过关。检测的目的似乎只有公共卫生的考虑，而完全忽略过百万市民因未能过关所带来的经济、心理和各种社会影响。笔者在番禺区的一个规模不大的医院都可以随时通过扫条码打印检测结果，花了近千亿抗疫的香港恐怕不能以行政手续或成本太高为借口拒绝吧？

香港在九月初鼓励全民检测，但原来现行规定是，通过机场入境需要检测但经过深圳湾和港珠澳大桥却不用，实在使人惊讶。如果香港政府觉得来自内地的旅客风险较高而需要隔离14天，为什么却可以容许个别关口入境的人无须检测？

内地是在闭环检疫的前提下，经过多次检测而确保有关人士可以安全走进社区。反观香港，却是检疫和检测各有政策，甚至互不关联。香港第三波疫情爆发是因为对机组人员和船员免检疫同时免检测，最终导致大量市民重新受到限聚令影响，餐厅更首当其冲。这个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

如果我们比较两地的抗疫策略的话，内地是政府领导的指挥部调动一切资源，在发现病例时迅速大规模排查，在没有病例时生活如常。香港则是由专家主导，通过限制市民各种活动来压低病例，但又未能像内地的体制般做到清零，结果是每天“看着病例数目做人”。

疫情已经持续大半年，政府仍然以同一策略（增加社区距离减少外出）应付每一波的起伏，市民难免抗疫疲劳。督促市民留在家中不聚会谁都懂得，也永远不会错，问题是抗疫必须做到真正能收能放，在医疗资源足够的前提下，尽快让市民恢复正常生活。

粤港澳健康码谈了很久，一直是只闻楼梯响。笔者最担心的，是以现在香港抗疫的节奏，很可能在两地部分开关数星期以后，内地或者香港又在秋冬季迎来新一波疫情而重新封关。香港和内地体制始终不一样，只要我们相信检测结果的准确度，强求一个地方在数据上长期清零才能通关似乎不切实际，也不利于实现新常态下“与疫共存”的目标。

总的来说，在比较两地抗疫成效时，应该区分体制差异和管治能力两方面的因素。以内地体制批评香港未能做到长期清零也许并不公平，但撇除体制因素，香港抗疫至今呈现的拖拉状态也反映管治能力出现问题，必须尽快加以改善。

（原文载于《经济日报》，作者授权观察者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