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党轮替的核心理由在于每一个政党都是一个部分（party），既然是部分就没有理由永远执掌政权，就必须通过竞争性选举进行轮换；而通过政党轮换，执政者才能改变治国方略，才能照顾到上届执政党忽略的社会群体。说到底，换党就是换执政者和换治国方略。但是，如果一个党不是部分（party），而是整个民族的优秀代表，那么更换执政者和治国方略就成了一个政党内部的换届，而不是不同政党的轮换。如果把中共建政后六十多年在治国方略上的变化与西方国家的政党轮换作一个比较，我们会吃惊的发现，中共在自身内部的治国方略调整幅度远远超过了西方国家通过政党更替实现的政策调整。美国战后共和民主两党的选战不可谓不激烈，但党争越激烈，政治变革就越困难。半个多世纪来，美国白宫和国会山在治国方略和政策上的变化虽有，但幅度却相当有限。

反观中国的政党内部换届，治国方略和政策的变化之大几乎可用“革命”二字来形容。在毛泽东去世后的三十多年，几乎每一次中共代表大会和核心层换届都导致治国方略和政策的巨大变化。人们都很难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从1979年以来，中国执政党在执政理念上和治国方略上的变化实在太大，以致这三十几年间，中国社会经济政治面貌（并非指经济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我们把中国每十年间的报纸和执政党的政策拿来对比，会发现其差别大得让人震惊，以至于这三十多年的社会发展只能用“改革”两个字来界定。笔者预测，中国未来五十年的发展仍然还会用改革一词来界定，因为未来五十年中国发展仍将会随着执政核心层的换届而发生巨大变化，仅仅用发展这个概念远不足以说明中国执政者在治国方略上的调整和变革。

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决定了代表各种不同局部利益的西方式政党政治并不实用于中国，中国的政党模式必然是一种创新。中共作为一个政党在形式上跟西方政党有相似之处，但其代表性却广泛得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的执政党都将是一个涵盖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政治核心力量。如果简单地套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来解读中国的政党政治，断言中共已经自我消解了政治性，已经“去政治化”，这难免会跌入西方政治话语的陷阱。

余论：李世默到底是什么派？

一般说来，我写文章都针对观点而不涉及个人，但这次有些例外，想谈几句李世默究竟属于什么派。

尽管王琪批评李世默的文章严肃认真，就事论事，但还是有一点超出了讨论问题的范围，这就是他忍不住用李世默的身份来证明其观点。王琪在文中这样讲到：李世默“去政治化的叙述的本质是要遮蔽和加剧现实存在的不平等，为阶级地位和社会特权辩护。联想到李世默作为一个风险投资资本家的身份和地位，我们就很容易明白这一点”。显而易见，这种以讨论对象的身份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方式有些不妥，这不是思想与思想的交锋。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范勇鹏则清楚地看到了李世默的思想既不属于左派，也不属于右派，他善意地用“保守派”来形容李世默的思想，尽管他认为“保守派”这个名称也并不准确。

笔者以为，李世默和他创立的春秋研究院既不属于中国目前流行的“自由派”，也不属于“新左派”。在李世默和他的同道者看来，中国目前的激进“自由派”和激进“新左派”尽管尖锐对立，但二者对历史与现实的判断在本质上并无不同。激进“自由派”常常以西方“自由民主“的名义把中国自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历史斥之为专制，并认为当下的中国政治并没有摆脱传统的专制主义。而激进“新左派”则以“革命“的名义把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制度解读为不平等的封建制度，把儒家思想看作是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的工具；在现实中，激进“新左派”则把改革三十多年的发展解读为一个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化的过程。

从思想渊源上看，激进“自由派”和激进“新左派”师出同宗，都源自上个世纪三十四年代左翼思想文化圈。在那个年代，左翼知识分子与共产党一道在建国道路上共同奋斗。但在中国完成了革命建国后，一些左翼文人在思想上远离现实，仍然习惯于运用西方的话语来解读中国丰富的社会现实，所以始终难以摆脱乌托邦情结。今天中国的激进“自由派”和激进“新左派”在政治光谱上都属于左派，都秉承了“革命”知识分子的风范。今天的许多自由派言必称哈耶克、弗里德曼，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乌托邦情结正是哈耶克等人所尖锐批判的。今天的所谓“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在本质上是激进左翼文人中不同派别之争，老路与邪路实为同一。

笔者以为，在中国的舆论场，李世默和春秋研究院在政治光谱中离“革命”知识分子最远，确有范勇鹏讲的保守的一面。春秋研究院的寒竹和文扬在若干年前就提出过“中华保守主义”的概念，并一直以保守主义自居。这个学派的保守色彩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对现有基本秩序的维护。尽管这个学派高度赞扬改革，也承认中国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也承认中国的制度改革远远跟不上现实的发展，但不赞同对现实妖魔化和情绪化的描绘，更不主张把现有秩序推倒重来。

第二，对历史传统的维护，不赞同否定中华文明的民族虚无主义。这个学派坚持把今日之中国放回到五千年文明中来理解。历史是绵延而不能割断的。五千年文明、两千大一统帝国文明、一百多年救亡图存的现代建国历程，中共建党以来的三个三十年，是理解今天中国社会，理解未来发展走向最基本的依据。

从这两点上看，李世默和他的同道跟当年英国保守主义的奠基人埃德蒙·柏克确有类似之处，说这个学派具有类似于英国式的保守主义色彩并不为错。但是，把李世默们简单看成是保守主义者还是不够准确。这个学派的历史主义比英国保守主义的历史主义更为彻底，因为这个学派对历史上发生的革命持一种同情和理解的态度。对于上个世纪中国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北伐革命到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学派坚持一种同情和尊重的态度。这跟埃德蒙·柏克否定法国大革命有根本区别。

所以，用任何一种派别，比如自由派、新左派或保守派，左派或右派来形容李世默及其春秋研究院的同道都是不准确的。如果一定要用一个“思想流派”来形容李世默和他的同道，可能“民族复兴主义”这个概念更合适一些。这个学派一直坚持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看世界；一直致力于“化西为中”，把西方的优秀文化融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一直试图创新中国人的话语。而这个学派所做的这一切，只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