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述者讲话的语境看，汪晖和王琪在谈到“政治化”或“去政治化”的概念时，基本上是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转圈，他们对“政治性”或“政治化”的界定是一种很难直接移植到中国的西式话语。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政治性就是“党派性”，“非全民性”，“非中立性”；政党的“去政治化”就是放弃了自身的派别性而自我标榜为“全民性”和“中立性”。用这种西式话语的“去政治化”来解读中共和中国政治，自然会把中共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解为放弃了自身的政治性或“去政治化”。（王琪：“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本身的政治价值‘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消灭资产阶级，实现工人阶级的当家做主等’被消解了，留下的是其作为国家或者‘政治体制’的职能”。）

但是，从欧美借来的西式话语很难切合中国的实际，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政治这个概念在中国跟在西方现实中的具体使用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一个党或一个政治家讲政治，就是意味着“党派性”和“非中立性”。但在中国，讲政治的含义就是讲“大局观”和“公共性”，而决不是讲派别性。（中国在二十世纪革命年代把政治性与阶级性等同起来这是一个特殊时期，并且是特定原因，本文下面会谈到）。孔子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是把政治和管理公共事务看成是惠及全体社会成员而非部分人。防止任人唯亲，防止“小人党而不群”是中国几千年政治的一个基本准则。

政治作为一个现代词汇来自日本中的汉字，但到了中国却被赋予了与西方党派性不同的含义。孙中山讲：“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中国在革命建国年代，因为有一个打击和推翻的革命对象，所以中共曾使用列宁关于政党的理论，把政治性、阶级性和党性联系在一起，但这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只是极短暂的一个革命时期。中国在告别革命后，政治这个概念再度回归到国家性和公共性的层面上。

稍微了解今天中国现实的人都很容易发现，在中国，讲政治，讲政治性，跟在西方讲政治、政治性有根本性的差异。中国人讲政治通常意味着“讲大局”，讲“集体利益”、“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即使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讲政治、讲党性也跟西方政党讲政治、讲党派不一样。按照中共的政治理论，讲政治不是讲政党自身或某个社会群体局部的利益诉求，而是讲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因为中共从不认为自己有任何特殊的党派利益。中共给自身设定的历史使命并不是要满足社会中某部分人的利益诉求，而是要追求全体中国人的利益最大化，要带领全体中国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舍此无他。如果用西式话语中的“政治性”或“去政治化”概念来解读中共和中国政治现实，把中共今天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理解为“去政治化”，理解为消解了自身的政治性，这就好像在西方的象牙塔里与西方学者对话，太不着中国社会现实的边际。

第二个问题，中共究竟有没有背离劳工阶级？中共作为中国的执政党，究竟有没有发生“代表性断裂”的问题？显然，这个问题是一个事实问题而非理论问题。学者很难坐在书斋里凭一些个别案例或逻辑推断来判定某个政党是否代表了民众利益。要回答中国执政党是否发生了“代表性断裂”的问题，必须要有大量的调查数据。遗憾的是，断言中国存在着“代表性断裂“的汪晖和王琪都只有逻辑推演而缺乏具有说服力的调查数据。但是，根据世界几大民意调查机构，比如皮尤研究中心和爱德曼公司，十年来中国普通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都高居世界前列，信任度都在80%和90%之间徘徊。

对于知识分子的判断与社会现实的差距，人民大学的杨光斌教授在《让民主归位》一书中有一个有趣且有意义的叙述：“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关于普通百姓对政府和共产党的信任度问题的实证调查，第一次抽样调查发现信任度特别高，结果不符合知识分子的想象，于是做了第二次、第三次问卷设计和调查，结果和第一次一样。我们北大的同行开始反思了，是不是一些知识精英太自大，自认为自己的想法就是大众的看法？”

当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的大国来说，谁也不会否认社会中有人不承认执政党和政府的代表性。但即使如此，这个对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不信任的群体也主要不是劳工大众。汪晖和王琪有意无意回避了一个诡异的现实问题。在中国，指责执政党和政府不代表劳工大众的人基本都不是劳工大众，而是远离劳工大众的文人和中共官员。如果说中共确有代表性断裂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发生在党内而非发生在党与劳工大众之间。多项民意调查显示，中国的劳工大众远比党内官员和学者更相信共产党的代表性。在中国，断言中共面临代表性危机的人大多数都是中共党员，其中包括官员。这是很具有讽刺意味的。

三、中共并非西方意义上的政党

中国的传统文化把党派视为一种社会祸害。孔子讲君子“群而不党”，要求社会避免党派之争。中国的汉代曾饱受“党锢之祸”，宋代和明代都因“朋党之争”而大丧元气。但是，清末以来，中国从日本输入了“政党”这个概念，开始赋予政党一词以中性甚至正面的意义。在革命当人反对清廷的活动中，革命党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新词汇。

辛亥革命后，中国在政治上开始全盘移植西方的政治体制，包括西方的政党政治。民国初年，中国出现了三百个左右大大小小的政党。但是，这种移植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难以成功，因为当时中国的情形跟西方实行政党政治时的情形大不相同。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是在民族国家和政治体制建立起来以后形成的一种竞争性选举机制。在这当中，民族国家（即现代独立国家）和宪法制度的确立是政党政治的先决条件。而辛亥革命虽然名义上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其时的中国并非一个真正主权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

孙中山最早看到了二十世纪初中国面临的最根本任务是建国而非其它，建国是所有其他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前提。如何建国？在国民党并无经济政治实力的条件下，唯有动员和组织社会大众进行社会革命，通过社会革命把传统中国转变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主权国家。所以，中国的政党是以建国为目标的革命党、建国党，而非建国之后的选举工具。由此，孙中山提出了“党国”的概念，即由“党”来建国。其逻辑是以党建军、以党军的力量统一中国，然后“以党治国”。

从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失败到孙中山提出党国概念，使得中国的政党概念跟西方政党开始有了差异。建军和建国成了中国政党的主要目标，这显然跟西方建国之后在议会内部形成的竞争性政党政治有很大不同。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实际上都是沿着“建国党”而非“选举党”的道路在发展，用军事力量建国成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的核心内容。所以，上个世纪的国共之争并非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之争，而是建国的主导权之争。究竟谁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谁来设定中国的基本体制？谁来领导社会各界制宪？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冲突的根本。在这个争夺建国主导权的过程中，国共双方都力图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而非西方那种代表只某一个社会群体的党（party）。蒋介石曾指责中共只代表社会中一部分阶级（劳工阶级），而自称国民党代表全体人民。同样，中共则用统一战线来凝聚全国民众，指责国民党只是代表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为了完成中国的现代建国，国共双方都试图把自己表述为全民的代表，双方都把对方指责为少数人的代表。

中共在成立之初，是以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活动于中国。而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各国共产党作为起源于西方的政治组织，尽管具有建立新政权的革命党色彩，但仍然带有西方政党的一般特点，即是社会一部分人群----工人阶级的政党。虽然劳工阶级在社会中占有大多数，但毕竟还是“party”，而非全体人民。有产者作为革命的对象，显然不可能成为共产党的一部分。中共在革命初期受第三国际的领导和影响，沿用西方政党模式把自己定位为劳工阶级的政党，这对动员和组织劳工大众起来革命和建国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仅仅把自己定位为某个阶级的先锋队，而非所有人的政党，在建国过程中就很难仅靠政党的形式来凝聚整个社会。中共在井冈山时期虽然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虽然也以建国为目标，但整个政治理念还是深受苏俄和西方政党概念的影响。革命根据地建立的是“苏维埃共和国”，苏区的钞票甚至以列宁的头像为标志。井冈山最后的军事失利虽然跟中共的战略战术有关，但仅仅靠劳工阶级的力量，缺乏统一战线也是其局限之一。

抗日战争是中共与时俱进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时期中共虽还保持有西方政党（party）的色彩，但创造了统一战线的形式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全民。到上个四十年代后期，中共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转型，即把共产党和其他政治党派联合为一个创建新中国的统一战线。这个时候，中共对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建国的意识已经超越了由西方输入的阶级斗争而成为主导思想。中共在1949年的建国证明中共已经完全不同于西方政党，中共已经试图在共产党主导的政治框架中纳入全体中国人民。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是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石，这个纪念碑的碑文充分体现出当时中共建国的基本理念：“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国旗，1954年的制宪过程，都显示出中共开始超越了阶级政党的范围。中共后来在五十年代末开始陷入阶级斗争为纲的陷阱，但二十年后开始拨乱反正，再度回归为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代表。

由此可见，中国在上个世纪形成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跟西方政党有着根本的不同。在西方，是先有国家，先有宪法，然后才派生出代表不同社会群体的政党政治，是国家和宪法制度催生出政党政治。西方的政党是建国后的选举党。而在中国，政党在现代国家之先，无论是中共还是今天的其他8个政治党派都产生于1949年建国之前，是中共动员和组织社会大众建立国家，领导社会各界制宪，是政党催生出国家和宪法，而不是相反。所以，在上个世纪，中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党和建国党，在今天，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复兴党”。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从根本的上理解今天中国执政党在社会中的位置。

如果按照西方的政党理论，中国的执政党其实不算是一个真正的政党。马克斯·韦伯认为，如果一个政党不是通过政治市场的自由说服而发挥功能，它就不再是一个政党。阿尔蒙德和萨托利等人也是把不同利益诉求的诸多政党竞争看成是政党政治的根本。但是，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不是政党，那又是什么呢？从1921年到1949年，中共通过社会动员和革命完成了现代建国；从1949年到今天，中共一直有效地治理着中国，没有任何其他政党或政治组织能够挑战其领导地位。简单说中共不是政党确实很难说得通。这里涉及到对政党概念的界定。只有超出西方的政党理论才能理解今天中国执政党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