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把18世纪苏格兰的思想发展视为一种启蒙运动（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是1900年以后的事，其历史声誉远没有法国启蒙运动那样响亮，以至于人们谈到启蒙运动常常会不由自主想到法国启蒙运动。但纯粹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苏格兰启蒙学者都是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大家，其思想远较法国启蒙学者深刻。今天，人们讲功利主义，很难不提到哈奇生；讲哲学不能不提到休谟；讲经济学更是不能不提到斯密。美国哈佛大学于2010年4月发布了一项名为“社会科学难题”的征集计划，希望各个专业的社会科学家提出他们认为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2011年2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公布了最终选出的十大社会科学难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小群体何以能够在短时期内取得与其地位不成比例的成就？比如苏格兰的启蒙运动和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可见18世纪的苏格兰思想家在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但是，苏格兰启蒙学者对社会变革和革命的现实影响却远不如在思想界的影响。相比较而言，法国启蒙学者中的大多数，除了卢梭以外，虽然都不算是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但却对社会变革和革命有着重大影响。十八世纪以后，几乎世界所有的社会变革，尤其是二十世纪的一系列革命都与法国启蒙运动有密切关系。

两国启蒙运动的影响力在现实中的巨大差别主要是因为构成这两场思想运动的历史背景和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有很大差别。苏格兰学者更像是书斋里的纯粹学者，休谟常常在爱丁堡郊外的小山上沉思默想，跟社会保持相当的距离；而法国启蒙学者更像是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热衷于指点江山和干预社会。而对于渴望社会变革理论指导的国家来说，具有社会动员性和煽动性的法国启蒙思想更具吸引力。

首先，相比于革命后的英国来说，法国在政治上相当于是一个后发国家，所以，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有一个走在前面的榜样——英国，作为欧洲中心的法国如何通过启蒙而赶上英国是相当多法国人的愿望。所以，法国启蒙运动事实上承担了革命前政治动员的历史使命。今天，人们可以检讨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弊端，但无论怎样反思和批判，法国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把整个欧洲带入了现代国家的轨道，世界的面貌因此而改变这一基本事实还是难以否定的。落后国家模仿和移植发达国家的文化虽然可能陷入种种陷阱，但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也正在于向发达国家学习，这种学以致用的方式也有可能缩短社会发展历史进程。

其次，法国启蒙运动具有一定政治动员的性质，所以，世界各国发动革命的改革家或革命家通常都承继了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把现实的所有问题和矛盾都归结为旧制度的必然产物，否认这些问题可以在体制内得到解决。尽管法国启蒙学者从来没有从哲学的意义上阐明何为自由、平等、博爱、正义、公平这些抽象概念，但作为一种动员社会大众的政治口号，这些简单鲜明的口号对于后发国家的社会变革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凡是不相信改良主义，凡是坚持从根本上改变制度的革命家都会在法国启蒙运动那里找到思想源泉和灵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可以从俄国和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运动中看到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子。

三、欧洲启蒙运动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启示在中国，启蒙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是与知识精英试图唤起民众起来革命的政治运动联系在一起。从五四运动以来，启蒙就是中国知识界的一种除旧布新的精神，这种精神主导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

李泽厚先生提出的“救亡压倒了启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救亡从未压倒启蒙，相反，救亡的实现有赖于启蒙的社会动员。自五四运动以来，救亡与启蒙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救亡必须启蒙，因为当时的中国民智未开，（晚清的文盲率高达90%以上，民国时期的文盲率也不低于80%）普通民众连民族与国家的基本概念都没有，不启蒙大众何以能够避免亡国亡种？当时的中国知识精英为了救亡图存，只有启迪民众，动员民众才能凝聚起中华民族的力量以自保。

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初中国启蒙运动的根本目标是抵御外侮，救亡图存，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现代国家，这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最根本的基础。如何让社会大众形成革命意识来构建现代国家是中国启蒙运动最根本的任务。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国二十世纪初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尤其是白话文运动），共产党人走向劳工阶层的政治动员都具有典型的启蒙性质，所谓“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就是启蒙与革命结合的典型写照。所以，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与社会革命从来就是紧密结合在一起，革命和救亡从未压倒启蒙，相反，启蒙一直发挥着动员革命与救亡的历史作用。启蒙—救亡—革命—建国是构成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一个紧密相连的逻辑链条。把启蒙与救亡割裂或对立起来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最大误读。

正是由于中国二十世纪启蒙运动承担了动员革命和建国的历史使命，法国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俄国革命运动中对民众的政治动员，都成为中国知识精英进行社会启蒙时的精神养料，而法国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俄国十月革命对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有着致命的吸引力。相比较而言，苏格兰启蒙运动在当时几乎无人提及。胡适在1919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当时更是很难有人能听进去。胡适的话在今天看来颇为实在，而且很有道理。但在当时的社会革命洪流中，人们更需要的是政治动员。胡适的话显得不合时宜也是历史的必然。

判断一个国家，究竟需不需要法国式的启蒙运动，需不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唤起民众来推翻整个体制，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究竟是处于革命的前夜，还是告别革命之后？取决于启蒙究竟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当下，中国知识界提倡启蒙的学者不少，但对启蒙的界定却比较含混。中国究竟需不需要来一场启蒙运动？笔者以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完全取决于倡导者主张启蒙运动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如果启蒙者认为今天的中国需要再来一场革命，那么就需要一场法国式的启蒙运动，或者一场类似于五四运动式的启蒙运动；需要革命动员性质的启蒙，需要否定传统、否定现实；需要把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作为理想国的样板，不遗余力地用发达国家的思想对本国民众进行启蒙；需要运用理性给未来社会设计出一个理想的蓝图，引领民众为这个理想蓝图而奋斗。

但是，如果说今天中国不再需要一场革命，而是需要革命后的沉思与反省，那么再在中国进行法国式的启蒙就不合时宜，而苏格兰启蒙运动对中国更有借鉴意义，胡适当年倡导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当下更具有现实意义。

第一，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文明史的大国，在危亡之际可能不分良莠地引进和宣扬各种外国思想，但一旦通过革命实现了现代建国之后，就不可能继续这样下去，中国需要重建自己的意识形态。外国的思想在中国一定要化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才能发挥积极作用。一个国家如果永远处于进口思想的阶段，永远用外部的思想来解决自己的社会问题，这个国家最终是没有出路的。

第二，主义、口号在革命时期虽有动员社会大众的作用，但对于解决社会的具体问题却并无多大功效。胡适当年讲的话在今天看来相当深刻：“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中国现在需要的是革命后的沉思，从浮躁的口号学术走向具有学理的思考和探究，建立起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

第三，中国现在需要的与其说是知识分子对普通民众进行启蒙，倒不如说是知识分子对自身走过的历史进行反思。如果说中国需要启蒙运动，可能不是社会精英对社会大众的启蒙，而是思想界对自身的反省和自我启蒙，像当年的苏格兰启蒙运动那样。就基本精神而言，苏格兰启蒙运动是对法国启蒙运动唯理论和独断论的反思和批判，中国知识精英从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应当学到的是：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未来是难以设计的，历史的发展是没有普遍模式和统一道路的。

对于经历了大半个世纪革命的中国来说，告别革命已经成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对于经历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告别政治动员式的社会变革也成了改革的共识。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今日之中国已经是民智大开，最迫切的问题早已不是社会大众愚昧无知而需要被人启蒙，而是知识精英如何走出上个世纪启迪民众的那种“革命思维”范式，知识精英如何对自己进行再启蒙，如何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清醒过来，如何让自己的思想从普通社会大众中获得新鲜养料，如何更加接地气，更加切近现实，最终使中国思想界能够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成为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