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社会变革（包括革命）的发生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现实中的社会矛盾尖锐，而现有的社会结构和体制难以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制度性的变革来解决现实问题；第二个因素是对未来社会的理想构想，即以抽象观念的形式对未来社会进行构想，确立社会变革的方向和目标。这两个因素缺一不可。如果社会现实没有存在众多的难以在既有体制下解决的问题，那么社会便不会有变革的动力和热情；同样，如果没有对未来社会的理想构建，即使在现实中问题重重，社会变革也难以提上议事日程，因为社会没有追求的未来目标。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变革与革命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社会变革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先发国家的社会变革，这是一种基于社会自身内部发展逻辑的变革；另一类是后发国家在先发国家的外部压力下发生的变革，这种变革通常以外部世界的先进经验来解决自身的内部矛盾。

与此相应，世界各国知识阶层对社会发展的构想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先发国家对社会发展的构想。由于先发国家的变革产生于社会自身的历史发展逻辑，变革主要是依靠在实践中的探索而缺乏理想样板，摸着石头过河成为常态，带有浓厚的经验总结性质。当先发国家的社会构想表现为一种启蒙运动时，更多表现为一种对社会变革的反省和沉思，英国是这一类国家的典型。

后发国家的变革产生于外部冲击和内部矛盾的双重压力下，外部世界的先进性和内部社会的落后性形成鲜明对比，所以，后发国家知识阶层的社会构想常常以先发国家的现成思想为主导，社会构想带有明显的启蒙大众的性质，即由少数知识精英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思想来照亮社会，唤起民众。由于这个原因，当后发国家的社会构想表现为启蒙运动时，常常成为革命前的政治动员。就世界范围而言，除了英美，其余国家在政治上都属于不同程度的后发国家。（美国虽然是一个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年轻国家，但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现代国家；中国虽然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但作为一个而现代国家，却只有几十年历史）

一、基于不同哲学思维方式的两种启蒙运动

在世界上近代史中，法国启蒙运动最具有典型意义。相对于已经发生了暴力革命和“光荣革命”的英国来说，法国在政治上实际上属于后发国家，其启蒙运动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法国画家欧仁·德拉克罗瓦创作《自由引导人民》，纪念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

第一，法国启蒙运动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主要并非法国本土文化的原创，而是来自英国。

伏尔泰、孟德斯鸠都是英国制度的崇拜者和宣扬者，都深受英国政治理论的影响。卢梭的思想具有独创性，但他的社会契约论也是受到霍布斯和洛克的影响。就社会变革的理论而言，法国启蒙运动在政治上主要是在宣传、普及17世纪英国的思想。

第二，法国启蒙运动开启了社会变革中理性至上的先河，坚信人类可以凭借强大的理性绘制未来的蓝图。法国启蒙运动的政治思想来自英国，但在哲学上却并没有接受英国政治理论的哲学基础，英国的唯名论和洛克、贝克莱以来的经验论和不可知论从未在法国思想界成为主流。法国启蒙运动在思维方式上继承的是笛卡尔开创的唯理主义和决定论传统，并把这种理性至上和决定论发展为一种普世主义，自由、平等、博爱成了法国启蒙运动中最响亮的口号。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形成了一种独断的机械唯物主义。从思想史的发展看，法国启蒙运动可以理解为一种英国思想在法国的嫁接，即以法国唯理论的哲学思维方式来宣传英国在经验论基础上产生的政治思想，把英国社会变革的经验总结理性化、神圣化、普世化，从方法论上走到了英国社会构想的反面。

第三，法国启蒙运动彻底否定传统和现实，成为革命前的政治动员。法国启蒙运动产生于波旁王朝末期，社会已经呈现出腐烂状态，各种矛盾尖锐复杂。由于这个大的现实背景，法国启蒙运动对传统采取了异常尖锐和激烈的否定态度。当时的启蒙学者对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教传统，都采取了异常尖锐和激烈的批评和否定，而僧侣和贵族恰恰是当时法国社会的两大支柱。从这个意义说，法国启蒙运动是大革命前的一场政治动员。大革命的爆发尽管有众多复杂的原因，但这场革命一旦爆发就被纳入了启蒙运动给社会提供的理论框架。

与具有革命前政治动员性质的法国启蒙运动不同，苏格兰的启蒙运动有两个重要的历史背景，第一，当苏格兰启蒙运动发生时，英国的暴力革命已经结束一百年，“光荣革命”也结束了几十年，而苏格兰在1706年又跟英格兰签署了签订《合并条约》 （Treaty of Union），从而成为英国的一部分。所以，苏格兰启蒙运动本身并不承担唤起大众起来革命的任务；第二，英国革命初期的暴力和克伦威尔的强权统治，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革命恐怖和王权复辟，显示出寻求公平正义的政治革命可能出现与主观愿望相悖的弊端，以自由为诉求的革命有可能转变为自由的敌人。所以，苏格兰启蒙运动显得更加偏重于对思想者自身的反省和质疑，与作为革命前政治动员的法国启蒙运动有很大不同。

第一，与法国启蒙运动引进和宣扬其他国家的政治理论不同，苏格兰启蒙运动秉承的是自身的传统。在语言和文化上，苏格兰是英国的一部分，英国的唯名论、经验论和不可知论传统都被18世纪的苏格兰学者所继承，并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休谟的哲学思想、斯密的经济学思想，在约翰.洛克那里和其他英国学者那里都能找到理论渊源。从这意义上说，苏格兰启蒙运动不是在移植某种思想上的舶来品，而是英国自身思想的逻辑发展。

第二，由于英国唯名论和经验论的传统，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几乎都对理性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对人类认识外部世界本质的能力和设计社会发展的能力持一种怀疑态度。这跟强调理性至上，相信社会设计的法国启蒙运动正好相反。

第三，由于经历了英国的革命，旁观了法国的革命，苏格兰启蒙运动具有一种强烈的保守主义色彩，大多数苏格兰思想家甚至拒绝自己的思想前辈如霍布斯和洛克的契约论，对国家的起源和社会的发展规律持一种更为谨慎的不可知论。苏格兰启蒙运动秉承的一个基本信念是“非预期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根据这个信念，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可能符合某种主观行为的预期，社会的现实发展常常是与人类的主观意志相悖。这个思想的萌芽虽然在洛克那里已经有了，但一直到苏格兰的哈奇生、亚当· 斯密等人才形成了一种社会信念。哈耶克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版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可以看到其思想深受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非预期后果”思想影响。

第四，由于十八世纪苏格兰的思想是革命后的沉思，这场思想运动对哲学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有着深刻的反省，在人类思想史上占有特殊的历史地位，而不像法国的革命动员理论那样简单化和浮躁。斯密对自由市场理论的贡献自不待言；而休谟把洛克不彻底的经验论和不可知论发挥到了新的极致，把德国的康德从独断论的沉睡中唤醒；苏格兰学派对历史学的贡献更是显而易见，休谟与亚当·弗格森试图从历史中解读出传统习俗的重要性，对英国保守主义文化形成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两种启蒙运动的不同影响

法国启蒙运动以后，有两个信条开始深入人心：一个是理性至上，人类可以凭借理性构造社会变革的蓝图；第二个信条是普世主义，先进国家的政治发展模式是可以普遍化为世界通则，这个思想给“输出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两个信条犹如双刃剑，既可能缩短后发国家的历史进程，也可能把后发国家带入动荡的灾难之中。

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震撼了整个世界，旧欧洲被法国精神所改变，许多国家虽然有过王朝复辟，但最终都不可避免地步入了现代社会的进程。可以这样说，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基本面貌，缩短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其历史意义应当得到充分的肯定。

但是，也正是法国启蒙运动，这场自以为是在照亮蒙昧社会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和思维方式，暴露出一种理性的狂妄和自大，并且给现代乌托邦实验提供了思想基础。这种启蒙运动思维方式的危害在于，把人的理性看成是至上的、社会是需要知识精英来启蒙的、宗教等同于迷信、未来社会是可以设计和创造出来的等等，最终，这种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催生了后来各种各样的乌托邦实验。

近代以来，西方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都有人对启蒙运动进行过反思与批评。英国的埃德蒙·伯克认为法国的政治文人喜欢标榜，崇尚革新，固执狂热，热衷于以抽象的普遍概念来构造未来社会。法国人的托克维尔则把这场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中的狂暴行为联系在一起：“人们研究法国革命史就会看到，大革命正是本着卷帙浩繁的评论治国的抽象著作的同一精神进行的：即本着对普遍理论，对完整的立法体系和精确对称的法律的同一爱好；对现存事物的同样蔑视；对理论的同样信任；对于政治机构中独特精巧新颖的东西的同一兴致，遵照逻辑法则，依据统一方案，一举彻底改革结构，而不在枝节上修修补补的同一愿望而进行的。这是何等骇人的景象！因为在作家身上引为美德的东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罪恶，那些常使人写出优美著作的事物，却能导致大规模的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二十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以赛亚·柏林写了一系列关于西方思想界反思和批评启蒙运动的书籍，比如《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1979年出版），《启蒙的三个批评者》（2000年出版），柏林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一些启蒙学者教条式的、排他性的坚持，反而使他们成为自由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