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国家，价格下限被与价格上限结合起来，用于保护脆弱的消费者（包括许多是食品净购买者的小农户们）。智利就维持着一个价格区间系统：如果进口价格低于价格下限，进口产品就会被课以浮动税款；如果进口价格高于价格上限，现存的关税就会被消减以减小对消费者的影响 。

出于这些原因，二战后早期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试图对农产品销售进行干预，并推动农产品加工业。有些干预措施没有产生良好结果，例如加纳的国有农产品加工企业。“新传统智慧”过去常常强调这些干预的失败，并建议发展中国家放弃国家营销委员会，并把国有的农产品加工业私有化。但贸易自由化，尤其是工业品关税的削减，迫使很多发展中国家初生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倒闭了。

与此同时，私有化和放松管制并没导致从国家手中接管了销售和加工功能、充满活力的私营公司的出现。这是因为这种私营公司也需要公共的支持。这些支持包括更好的基础设施（对销售公司而言）和保护性的关税（对农产品加工公司而言）。

幸运的是，看起来“新传统智慧”的支持者们也意识到，要使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们，尤其是小农们，能够把他们的产品卖得更好，并增加更多的价值，光有市场力量的自由发挥是远远不够的。例如《世界发展报告2008》（第5章）清醒地认识到，市场并不会在国家干预被移开后自动地萌发出来。不但如此，它还对销售方面的公共干预和公私伙伴关系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但它对农产品加工业的类似干涉则不那么积极明确，这可能是因为它不愿意支持保护性的工业政策。

传统的智利麦田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糟糕的交通隔断了农业市场，使得各地的商人们具备了垄断或者寡头地位，能够从农民身上榨取更多。在佃户比例很高的国家里，地主常常也充当农产品商人。这使得他们对小农户的议价能力更强。对此问题的一个显然解决方案，是改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并整合全国市场，以使各地的买主们失去大部分议价能力。

但通过提供道路和其他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来整合市场，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政府可以刻意地向市场引入替代买家以削弱现存的垄断势力。象在丹麦、日本和南朝鲜这样的国家里，合作社扮演了这个替代买家的角色，尽管在这些国家里，国家通过主粮的强制性政府采购（东亚）或者国家出口销售局（丹麦）对农业进行了深入的干涉。

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在理论上奉行自由市场的智利，其国家销售机构也保护小麦小农户们免受占据寡头地位的面粉厂的欺负。大型私营企业，包括来自富裕国家的外国公司（如超市），也能够制衡在当地占据垄断地位的、传统的高成本商人。

智利自从1990年的民主过渡以来，国家农业发展研究所作为小农户们的机构，为集体的农产品加工和销售提供了包括投资基金在内的特别帮助。一项有意思的计划是通过类似于“合同农业”的方案，把小农户们和农用工业联系起来。在这项计划中，国家农业发展研究所通过合作的农用工业发放技术支持和贷款。这使得农民们在播种时就获得了安全的合同、公平的价格、和技术支持。

智利的第二民主政府（1994-2000）贯彻实施了退化土壤调养计划（PRSD）。该计划为以下活动提供补贴：恢复土壤的含磷量和植被、减少土壤的酸度、 减少土壤的侵蚀、减少其它化学或物理的土壤退化（智利的案例研究） 。加纳也尝试了类似的计划，但和它在农村信用上获得的成功不同，这一计划成效甚微。在乌克兰，由于经济转型时期对土质维护的忽视，土地生产能力大幅下降，对小型农场维持生计的能力造成了威胁。

智利最近在出口“地中海气候的农产品”上的成功，可归功于其在灌溉上的公共干预。虽然推崇自由市场的皮诺切特政府也提供灌溉补贴，但却是1990年的首届民主政府在灌溉方面进行了大量投入。政府开始修建大型灌溉工程（在皮诺切特政府执政期间，没有一项大型灌溉工程被修建），贯彻实施了新的中型灌溉项目，并帮助私人农场主修复和扩展了现有的灌溉系统。

政府还向现有的补贴方案注入了新的激励因素，以刺激农场上的小型灌溉工程。在此之上，政府还为小农户们提供特别融资，以使他们能够请人作可行性研究，并实行他们自己的灌溉工程。  

结论

所有的这些例子都表明采取务实做法的重要性，而不是被“支持国家干预”或者“支持私营部门”的意识形态束缚住手脚。事实上，这些成功故事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政策制定人愿意选择不完全符合任何特定意识形态框架的解决方案。这个特别有趣的例子就是智利。

在皮诺切特将军的军事政变之后，智利迅速地贯彻实施了“新传统智慧”政策的极端版本。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智利意识到了这些政策的局限性，并慢慢加强了几乎所有关键性领域的公共干预，这些领域包括推广服务、补贴信贷、 价格稳定性措施、灌溉、农业保险、以及农产品销售。这些变化从军政府时期开始，并被随后的民主政府所加强。

位于智利圣克鲁斯的著名葡萄庄园（@洛杉矶时报）

我们的报告显示了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学到多少——不只是从发展中和转型国家那里，也从曾处于和今天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似的发展水平的富裕国家那里。

历史把我们从“政策想象”中解放了出来，因为它显示了那些对农业发展曾产生过正面效果的政策和制度，其范围比任何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所愿意承认的都要宽广，无论这些意识形态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国家主义还是赞成市场的“新传统智慧”。

历史还显示，无论是19世纪的德国还是过去几十年间的智利，对于所有的农业成功故事来说，有一样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愿意试验各种新政策和新制度，愿意从其它国家的成功中吸取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之上加以改良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