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盛顿共识”的反击

1962年，智利通过了一项土改法案（法律编号15 020），允许通过长期付款的形式，从私人农场手中征收土地。一个土改机构“土地改革公司” （CORA）为此而创立。1965年，当一项新的立法（法律编号16 640）获得通过时，土改获得了新的势头——此项立法给予土地改革公司在征收大片肥沃和不肥沃的土地方面更大的自由和便利。同时，另一项允许农业工人组成工会的法律（法律编号16 625）也获得了通过。

在弗雷政府执政时期（1964-1970），360万公顷的土地（智利农业用地的12%）被征收，惠及3万个家庭。被征收的农场按合作生产社的方式组织起 来，其社员为居住在这些农场土地上的农业工人。土地改革公司为合作社成立后的头三年指定一位管理人员。如果三年以后农民们还想作为一个整体运行下去，他们就自行选举管理人员。否则，作为一个替代选项，农民们也可选择按户分地。在这一时期，大约50%的农场劳动力被组织为农会。

为加强劳动生产率，与土改配套的政策也随之而生。这一时期，智利确认了它有潜力的主要农产品（包括南方的温带水果、葡萄酒、林木、家畜和乳制品），并实施政策以实现其潜力。这些政策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目标，对基本的加工基础设施（例如为水果、葡萄酒生产、牛奶加工、以及植物纤维素而设的包装和冷冻工厂）提供长期信用（实际利率仍然为正，但有宽限期）、技术支持、和公共投资，并特别鼓励围绕这些主要农产品组织合作社。由于这些计划，尽管土改过程造成了农业生产的中断，智利的农业增长率仍从缓慢的每年1.8%-2.0%跃升至可观的每年5%。

土改的努力，在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左翼政府治下，获得了进一步的深化。但当征地的范围扩大之后，大型和中型农场主的信心受到严重影响。雪上加霜的是，由于收入与实际劳动脱钩，土改后的农业生产单位的激励机制被严重扭曲，农民们把他们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住家附近的小块土地上。这些土地自大庄园时期以来就已存在。更糟的是，土改后的农场在这一时期没有收到多少技术支持和信用贷款。这使得1970年到1972年的智利农业产出下降到了每年4.8%。

智利Las Cruces，农民们在田间劳作（@ Las Cruces太阳报）

在 1973年皮诺切特将军的军事政变之后，土改后的土地或者以自留地的形式被分配给被征用农场上的前农场工人，或者被归还给它们以前的主人，或者被拍卖给私人投资者。这一过程在1979年完成。截止到阿连德执政末期所征收的土地中的30%被归还给以前的所有者。不但如此，还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因为难以分割而被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剩下的土地被分割成自留地，分配给前庄园农场的工人们。

然后，新的土地所有者们因为公共支持的减少和高利率（有些年头的实际利率达到了60%）而不能适当耕作他们的土地，只好被迫以极低的价格出售。截止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据估计接近一半的土改受益者已经出售了他们的土地，尽管由天主教会和其它宗教派别领导的、日益增长的非政府组织运动在努力替代日渐减少的国家支持。

智利的价格区间系统对某项特定的产品设定了最低和最高的进口准入价。如果准入价低于最低价格，该产品就会被课以一个浮动税率以使其准入价上升至区间的下限。 如果准入价高于区间的最高价格，现存的关税就会被削减以使产品的准入价回落到区间的上限。如果这还不够，政府就会使用进口补贴，虽然这从未在实践中发生 过。在价格区间之内，市场自由运作。

这一区间的上下限通过如下方式计算出来：将该商品过去60个月的月度国际价格从高到低做一排序。首先去掉最高的15个价格，并把排名第16的价格作为区间的 上限；然后去掉最低的15个价格，并把排名第45位的价格作为区间的下限。每年把过去一年的新数据加入计算之中，并去掉最久远的那一年的数据。

与其他采取了类似系统的国家不同，智利只对极少数关键性大宗商品（小麦、油籽、糖）做出了如此限制。不但如此，计算这一区间的系统由法律固定，从而排除了设定区间过程中政治压力的影响。

这一价格区间系统于1983年确立。在当时，由于已有的国家营销机构已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私有化浪潮中被废除，没有机构对此系统进行管理。但大家都同 意，由于智利国内谷类市场的内在不完美性（面粉加工厂商和主要是卡车司机的本地小买家形成了买方寡头），需要建立一个购买机构。

由于军政府不信任任何直接的国家干涉，这一功能被委托给一个商业谷物生产者合作社的联合会——“粮食生产者联合会”（Confederación de Productores de Granos，COPAGRO）。 这一机构代表政府运作，使用国有的仓储设施（继承自过去的国家营销机构），并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

执政智利长达14年的，被西方媒体抨击为“独裁者”的皮诺切特的葬礼 （@华盛顿邮报）

然而，在运作了几个季节之后，粮食生产者联合会由于管理不善而积累了不少小麦库存，最终宣布破产。于是政府被迫建立了一家国有公司，“小麦交易公司”（Comercializadora de Trigo SA，COTRISA)。该公司有少量的私营部门参与，政府并打算最终退出该公司。

但当民主政府于1990年开始执政之后，小麦交易公司的角色得到了加强。它被告知，在减去保存国家收获的小麦直到其被完全消费的储存和金融成本之后，以价格区间的下限（也即以价格下限进口小麦的全部成本）购买农民们愿意出售的所有小麦，小麦交易公司愿意购买所有待售小麦的承诺，在稳定和建立一个竞争性的买方市场上，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在民主政府执政期间，小麦交易公司开始运营收购站。这些收购站主要位于安第斯山区和沿海地区旱地的偏远地区。这些地区聚居了大部分的小农户们，并且没有什么人去收购。小麦交易公司还改变原有的直接运营这些收购站的做法，将它们转交给小型农民合作社和非政府组织运营。小麦交易公司的收购站于1990年建立并由其完全运营。后来收购站从1990年的5个增长至1994/95年的27个。其中有7个由小麦交易公司直接运营（稍后该数字减少为5个）。

因此，价格稳定化的方案需要被仔细设计，以使其不造成财政流失或者阻碍生产的多样性化。正如我们在日本和其它富裕国家的历史上看到的那样，一项设计良好的价格稳定措施可以带来好处。智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实行了一项类似的计划。该计划最初覆盖玉米、大米、小麦、油籽、和甜菜，但现在不再覆盖玉米和大米了。

随着偏远地区收购站的开张，传统收购商的出价马上增长至小麦交易公司提供的价格。在这一方案运作的最初几年里，交通便利、竞争激烈的地区的小麦价格最低也可 上涨2%，而地处偏远、相对孤立的地区的小麦价格则可上涨高达22%。随着小麦交易公司信用的增长，它的出价和市场价格的差异、以及小麦交易公司所需购买的数量逐渐减少。

小麦交易公司的信用还增加了市场的透明度。当那些买方寡头们测试小麦交易公司应付一个未知市场的能力时，市场没经过几个月的运作就稳定了 下来，小麦交易公司则实际上停止了收购。小麦交易公司今天仍是智利小麦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但从其实际购买量来衡量，它对市场的干涉很少。

这一系统在以下意义上被认为非常成功：它允许国内价格滞后于国际价格的变化趋势，防止了日常的价格波动摧毁国内市场。

2017年3月29日，智利总统巴切莱特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世贸组织会议上抨击“贸易保护主义”（图片来源见水印）

不幸的是，世界贸易组织（WTO）在2002年裁定，智利的价格区间系统违反了世贸规则。这迫使智利政府修改了这一系统。在新系统之下，价格区间的上下限必须每月重设。于是该系统不再能保证丰收时的收购价和播种时的价格一致，这样它就不能如原有系统那样，提供同等程度的稳定性了。这影响了2003-2005年间的小麦生产，减少了小麦的播种面积。但这一情况由于现在包括玉米和小麦在内的国际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得到了扭转。

良好的公共干预

智利的第三届民主政府（2000-2005）建立了一个主要覆盖一年生农作物的农业保险系统。该计划由私营公司运作，但政府对保险费用提供大量补贴——商业农场主们获得保险费用的50%作为补贴（2000美元封顶），小农户们获得保险费用的补贴则最多可达85%。一个政府委员会监管着私营公司的运营，并代表农民协商更低的保险费用。作为结果，保险费用从投保总额的4.9%下降到了2.8%。

主要靠打工维持生计的人来说，这尤其有帮助。

稳定农民收入的最常用措施，是通过政府的定价和存储管理来实现价格稳定。政府保证以事先定好的价格无限量收购某些农产品（如关键性的粮食谷物，但也包括其他产品，例如在智利是油籽），以此提供价格下限。这些项目既在如日本这样政府深度干涉农业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国家里被使用，也在如智利这样政府对农业部门的干涉受到更多限制的国家里被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