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华尔街寡头的超级影响以及其总统制政体下激烈的党争，都在阻碍着当政者对大多数民众的需求作出积极回应。金融危机之后，联邦政府曾对华尔街的金融活动进行了一定限制，这让人看到一点遏制“过度金融化”的希望。不过，由于华尔街与两党之间的密切关联，这些限制措施能持续多久颇值怀疑。两党围绕公共债务上限问题的党争曾导致联邦政府在2013年关门，2014年，在华尔街寡头的调停之下，两党总算就财政预算达成了妥协，联邦政府在2015年大部分时间内可免于关门；然而，其代价是华尔街寡头在法案中塞进了一个与主体内容完全无关的条款，允许银行在得到纳税人担保的分支机构重启衍生品交易，这就实质上取消了联邦政府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相关禁令，再次为未来的金融危机埋下伏笔。党争使得奥巴马想办的几件大事没有一件真正办成，其医疗改革方案经过共和党势力的杯葛和修改，已经面目全非，距离其原本要实现的目标日益遥远；奥巴马试图推进的移民法案改革与碳排放承诺，也都遭到共和党杯葛，时刻面临着流产的危险。

弗朗西斯·福山对美国的局面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美国的麦迪逊式民主（Madisonian Democracy）中有太多的否决点，以至于成为了一个否决政体（vetocracy）。行政部门不仅会受到通常由反对党掌握的国会的否决，而且也会遭到来自法院的否决。而在总统制政体下，一旦陷入立法与行政的对立僵局，就没有便捷的破解之法，往往只能等待其中一方任期结束。福山更倾向于英国的议会制政体。在英式政体下，一次选举可以决定议会多数党和行政内阁的构成，一个党同时掌握行政权和立法权，同时来自法院的制约也没有美国那么强，因此否决点比较少，更容易集中力量来办大事。福山甚至将他主张的英国政体称为“民主专政”（democratic dictatorship）。

欧洲的情况则更加严重也更加复杂。欧盟成员国政府面临着的不仅仅是本国民众的压力，还有来自布鲁塞尔的压力。作为超国家机构，欧盟一直面临着民主正当性不足的问题，它所作出的许多决定，在成员国国内屡屡遭到民众的抵制。但日子最难过的还是各成员国的政治家，他们经常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因而也对于民主的实际运作有深切的体会。欧盟在受援助国推行的紧缩政策，让这些国家失业率上升，普通民众短期生活水平明显下降。这种强制的“由奢入俭”，引起了受援助国民众的反弹，在国内政治层面，表现为反欧、疑欧的民粹主义政党势力的上升。但这些政党的获胜，或许为民众的情绪提供了一个发泄渠道，但他们向民众承诺的美好图景，始终面临着一个致命的问题：钱从哪儿来？要筹到钱，就要搞好经济。但要搞好经济，结构性的改革却又是绕不过去的。 各种选举折腾完了，结果只是维护现状，而把该干的事情无限期往后推。说不好听点，这就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2014年5月5日，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在巴黎就任法兰西人文院准院士时发表的演讲中对欧盟国家的民主吐了一把槽。这位有“超级马里奥”之称的政治家指出，所有的改革都有长远利益，但在短期内会有政治代价，但在那些政权不断在左右派势力中间转手的国家里，推动改革非常困难，因为反对党能非常容易地动员起当下利益在改革中受损的群体来反对改革，比如在意大利，养老金改革受到左翼抵制，打击避税的改革受到右翼抵制。来自反对党的否决会很容易使得执政党干不成事，无法作任何长远规划。而贸易保护主义、排斥移民等短视的提议，却很容易受到民粹势力的追捧。但这都会导致“短期行为的专制”（short-term tyranny），损害未来世代的利益。蒙蒂特别指出：在民主国家的所有缺陷中，这是最坏的。

如果说福山抱怨在美国体制下难以干成事，做过多年英国首相的托尼·布莱尔却抱怨，哪怕是在福山所羡慕的英式议会制下也干不成啥事。这位当年追随小布什参与伊拉克战争、退休后到处走穴赚钱的前首相在英国名声并不好，但在对民主制度的思考上，我们不必因人而废言，因为在西欧“政治正确”的大环境下，要说点民主体制的坏话需要勇气。布莱尔不久前给《纽约时报》写了篇文章，标题就很惊悚：“民主死了么？托尼·布莱尔：为了真正的民主，光有投票权是不够的”。布莱尔宣称：“民主的价值是正确的，但民主制度往往无法兑现这些价值。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国家、社区、企业都必须不断调整自己去适应这些变化，民主制度显得迟缓、官僚而又脆弱。”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布莱尔指出了影响民主体制功效的若干因素：第一是选区划分导致候选人过于依赖政党提名，从而致力于讨好掌握提名权的党内活跃分子，而非立场比较中立的公众，导致政治家越来越难作出妥协；第二是新媒体的党派化，导致舆论环境不利于政治妥协；第三是利益集团的阻碍——布莱尔以官僚体系、教师工会抗拒必要的改革作为范例；第四是尽管私营企业不断演化，政府体制却不与时俱进；第五是政治领袖的基因池在逐渐枯竭，官员缺乏私营部门经验，同时官员微薄的工资也难以吸纳出色的人才；[ 需要注意的是，从首相岗位上退下来的布莱尔其实是个资本家，因此他的言论从总体上是亲资的。他对政府不从私营部门吸纳人才的抱怨，与此有很大关系。 ] 第六是“大V”们操纵的社交媒体很容易掀起舆论风潮，对政治领导人形成很大的冲击。

这不是布莱尔第一次撰文反思民主体制在治理功效上的欠缺。2013年埃及军方发动政变废黜民选总统穆尔西时，布莱尔就曾在英国《卫报》（The Guardian）撰文论证此举的正当性。在布莱尔看来，穆尔西确实是民选的，但他的政府根本不是一个有效政府。他指出：“民主是决定决策者的一种方式，但不是决策的替代品 （Democracy is a way of deciding the decision-makers, but it is not a substitute for making the decision.）”如果一个民主政府过于低效，人民就会失去耐心，不愿再等待选举。他还举了巴西和土耳其的例子来说明，即便国家取得巨大成就，人民还是能为自己的抗议找到客观理由。[ 布莱尔随后被军人总统塞西聘为埃政府经济改革顾问，这种利益关联会让许多人质疑他的言论的真诚性。但最新的评论《民主死了吗？》则可以说明他的观点至少还是首尾一致的。]

但如何改革民主体制呢？在《民主死了吗？》一文中，布莱尔很模糊地写了几句：“如果给萎靡的民主对症下药，恐怕将改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人们必须接受一点：治国理政避免不了各种艰难的抉择，做出这些抉择的政治家应该受到尊重而不是诋毁。”联系上下文来看，布莱尔建议的方向与福山建议的是一致的，即增强行政部门的自主性(autonomy)，减少对它们的否决点 （veto point）。而他花了这么多篇幅来抱怨媒体的党派化和网络社交媒体大V，似乎也暗示着该对它们做点什么。但如果真做了点什么，从沃夫冈·沃尔夫教授及其团队的眼光来看，恐怕正是走向“选举式威权主义”的症状。

因此，沃夫冈·沃尔夫教授及其团队想通过研究俄罗斯、土耳其、匈牙利等国来理解“选举式威权主义”有何吸引人之处，恐怕真是舍近求远了。其实他们最应该研究的是：为什么福山、蒙蒂、布莱尔这些人如此严厉地批评西方自身的民主体制？如果自由民主的政体形式本身就能解决治理问题，让各国富国强兵，人民安居乐业，各国应该早就趋之若鹜了，哪里会有其他政体的生存空间？更何况，欧美的自由民主政体近年的治理绩效并不理想，对很多急于提升治理绩效的政府来说，并不具有真正的示范意义。

民主无疑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但它与优良的治理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古典的直接民主让民众直接参与政策制定，但正如修昔底德指出的那样，雅典鼎盛时期的民主，也是伯里克利这个“第一公民”的统治；而在丧失伯里克利高超的领导之后，雅典公民集体的判断力无法应对变幻莫测的内外形势，最终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失败。近代以来的代议制民主下，民众通常不直接参与政策制定，他们只是选出掌舵的团队来进行决策，这大大减轻了民众的负担。但是，在国家治理变得日益复杂的今天，这一体系要产生好的治理绩效，还是需要 （1）真正能做到“选贤与能”；（2）使贤能真正发挥出领导力。而要产生“选贤与能”的效果，第一得有真正的“贤能”可选，从一堆烂苹果里是选不出好苹果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党的不成熟以及政治人才培育传统的缺乏，连这个条件都不具备；第二选民还得有基本的眼光，在有贤能候选的时候，能真正选对人。要发挥出良好的判断力，需要平和的心态；而历史经验告诉，一个群体要保持心态平和，通常需要一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一个正在经历匮乏所造成的直接痛苦的选民，很容易就会被减轻其痛苦的主张所吸引，哪怕这一主张实际上就是一剂鸦片。192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在欧洲导致许多极端政党通过选举上台，其中也包括纳粹党。这并不是因为多数选民突然变傻了，而是因为他们基本的生活欲望因为匮乏而无法得到满足，很难考虑更长远的事情。而当代世界新媒体的兴起，可以在短时间内放大少数群体的诉求，增强他们对公共政策的否决能力。那些有选举压力的决策者变得比以往更加脆弱，更容易受到正在经历痛苦的个别群体所提出的诉求的影响。

但也许，欧美民主所遭遇的治理危机只是暂时的现象？我们有必要考虑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当下因全球化、信息化和霸权体系嬗变而带来的不确定性究竟是未来的常态呢，还是例外？在这种不确定性下，要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各国政府都面临着巨大的改革压力，治理能力稍一落后，就可能会引起比以往更缺乏耐心的民众的不满。如果这是个例外时期，我们也许就不必过于大惊小怪，因为只要“混”过这个时期，政治事务就会重新变得简单，而竞争性选举政体在治理上也可以表现得更好。但是，这种想法可能只是良好的愿望。没有证据表明世界霸权体系会在短期内完成改组，全球化、信息化也没有停滞下来的迹象。也许我们需要把当下治理所面临的大环境，当做一种“新常态”来对待，政府需要习惯于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进行决策，需要增强对民意短期波动的抵抗力，识别出更为稳定的民众需求并对其进行有力回应。

但减少政体中的“否决点”，让政府运作得更迅捷，是否就能对人民的需求做出更好的回应？这种思路恐怕是另一种形式的“政体决定论”。法定的“否决点”固然减少了，但现实世界中的政治摩擦力仍然存在，政治家仍然面对着如何应对这些摩擦力的问题。压制的方法在短期内可能在决策环节见效了，但由此而引发的执行环节的消极怠工、拖延执行、暗中搞破坏乃至公开的抗议，照样会给治理带来很大的困扰，并进一步影响到下一个政治周期的选举。政体界定了领导权的位置、范围和继替方式，但并不能完全决定领导权究竟该如何实施。领导权的实施之道，是一个独立的维度。

还是回到中国的政治经验吧。在中国，规模巨大的改革之所以顺利推进，绝不仅仅是因为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少数反对的声音很难对主政者的决策起到否决作用。世界上所谓“威权政府”多得是，没有一个能像中国政府那样能在三十多年时间里不断改革，动了这么多人奶酪，最后还享有可观的民众支持度的。否决点较少可能是个相关的因素，但绝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中国还存在一个决策的流程，能够从一开始就咨询、吸纳各方意见。在诸如医改这样的重大改革方案的出台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主持改革的领导人自己需要做大量的调查；在方案准备阶段，共委托八个单位制作了八套草案，然后进行集体会审；在确定主要依托的草案版本之后，还要不断征询利益相关方意见；最后确定方案之后，也不是一揽子全面推广，许多重要的政策，仍然要一项一项进行试点。

“搞试点”这种决策辅助手段，是中国可以贡献给世界的重要政治经验。有了这一手段，党内外出现意见分歧，并不影响一些改革在局部地区先“试”起来，观其后效，搞成功了，可以总结典型经验，加以推广，搞不成功的可以马上叫停，不影响大局。这样既避免了“霸王硬上弓”式的缺乏共识支撑的改革，也避免了一出现异议即寸步难行的“否决政体”（vetocracy）作风。一些改革试点时间甚至可能长达十年之久，未获得共识，最终被叫停——比如一度得到中组部力挺的党政干部“公推公选”、“公推直选”试验。在许多政策的试点中，辩论一直持续进行，支持者努力献计献策，搞好试点，以事实证明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而反对者也可以根据“试点”的得失，对改革方案进行批评或补充。搞“试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拉长了辩论的时间，但也大大提高了辩论的质量。有实际的经验作为依托，辩论可以集中到公共政策的细节上来，而不是从意识形态立场出发想象和裁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形态化的站队本身就是信息和知识不足时的廉价替代品。这并不是否认，搞什么样的试点，推广什么样的试点经验，必然会受到主政者的主观偏好的影响。但如果没有“试点”，这种主观偏好的影响会更大。

类似的中国经验还有很多。使得中国适应于这个高度不确定时代的，是中国体制的这样的一些特征：一方面，有制定和执行长远规划的能力和定力，政府一届接一届干下去， 政策不“翻烧饼”，一些暂时“得罪”人的政策，在坚持下去之后，显现出其积极效果，最终也能得到民意接纳；另一方面，有诸多机制收集和分析当下的民意，平衡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需求，对于民众反映特别强烈的问题，能够作出即时的回应。这两方面的结合才造就了领导力。长远规划如果脱离了民意，终究走不了太远；但如果只关注当下的民意，没有长远眼光，就会经常遭遇“民意逆转”带来的尴尬。这两个方面能够结合在一起，非常不容易。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必要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优化，而非放弃来之不易的成功组合。

我们绝不应当将领导权如何实施（用王绍光的术语，就是“政道”）这一维度轻易扫入“人治”的范畴。因为它的许多内容完全可以做到制度化，即便不是刚性的制度，也可作为具有权威性的政治惯例，对领导者起到约束作用。中国历史中不断发生着这种治理智慧的传承。只是对于不愿深入历史的研究者来说，这一维度是晦暗不明的。因而，中国的政治学者需要更艰苦的努力，将中国的经验提升为普遍的理论，让不谙中国政情的中外读者也能理解政治存在着不同的可能性。而这不仅对中国自己是有益的，对于欧美自身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有可能产生启发意义。

关于威权主义的研讨会11月8号下午结束。11月9号晚上7点钟，波茨坦广场人山人海，我沿着艾伯特大街走，想到勃兰登堡门下看热闹，但还没有挤到汉娜阿伦特大街就挤不动了。吉时到来，街道上的气球一个接一个被释放升空，人群中爆发一阵接一阵的欢呼声。

柏林墙倒了，但历史并没有终结。相反，恰恰是因为墙的倒下，重新出发的全球化，给东西方都带来了新的挑战。今天，面对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各国政府都需要自我改革、不断创新，对领导力的需求更为迫切。在这一轮制度竞争中，或许不会有单个胜利者，因为各国在治理上必须相互学习借鉴，才能应对共同的挑战。线性的“转型范式”已经失败，“复调音乐”时代正在到来。

（感谢柏林高等研究院（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提供的访问研究机会，使我得以近距离地观察欧盟国家的政治，并思考其得失。本文主体内容发表于《文化纵横》2015年第1期，经作者修订后刊登于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