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此次经济改革因有了60年代的经验和教训，没有草率行事。酝酿和准备用了数年的时间。对于经济体制根本性转轨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有一定的估计。戈尔巴乔夫一再强调，不应希望立即就从改革中得到想得到的东西，更不能只从纯消费的观点来看待和衡量改革的成功与否。几个著名经济学家也认为，新的经济机制的完全确立不是本世纪内所能达到的目标。但是，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长期目标和短期中期的效果之间是有矛盾的，改革如果不能较快地见效又会影响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支持和热心。这个问题是需要反复考虑的。另一方面对于改革要不要全面推进，能不能设计，苏联人的回答是非常肯定的。戈尔巴乔夫及其顾问们一直在致力于从整体上来研究和制定改革的计划。虽然进行了一些局部的零散的试验，在全面改革上，戈尔巴乔夫明确告诫同事们，“我们不能用试错法”。可见他对社会经济系统的整体性和不可逆性是有所体会的。

在经济改革的规划和设计工作中，苏联领导人动员了经济学家和其他有关方面专家，在充分讨论和研究的基础上做出决策。一批优秀的经济学家被调进莫斯科。《国营企业法》的起草工作吸收了各方面的专家参加。专门探讨改革的学术会议接连不断，最大一次有三千多名经济学家出席会议。戈尔巴乔夫和20多名高级专家保持经常联系，互相可以直接打电话、会面，商讨和交流意见。

关于经济改革的长远设想似乎是较为合理的。耐人寻味的是，今后五、六年作为第一阶段，改革的中心是建立商品市场（尽管没有公开明确）。计划、物资供应、价格等等方面将分部门、分产品放松直接行政控制，以引进和强化市场协调作用。方案是综合的、多方面的，例如建立两级银行体系，投资制度改革、工资制度改革等等。就企业的经营决策自主化而言，设想要分两步走，第一步企业要做到以收抵支（简单再生产），第二步是企业可以独立筹资进行扩大再生产。波戈莫洛夫教授告诉我，他们研究过中国的“双轨制”经验，认为麻烦和冲突太多，苏联希望避免这些问题。

但是最初的《国营企业法》草案给西方学者的印象是，苏联企图搬用中国的这一经验，因为其中规定企业在完成国家订货（或计划任务）之后，剩余劳动能力能自行组织生产。正式公布后的法案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即便没有这个因素，现在的设想在实际实施中，现在的设想在实际实施中，也会出现许多难以预料的问题。一个按指令性计划协调运转达50多年之久的经济，取消这种协调，产供销能否衔接得好而不出现大的漏洞，仍然是值得担忧的。

企业似乎仍然被放在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位置上。工人自治和企业所有（具体占有和支配自己的生产资料）作为两大支柱，在理论上是很不坚实的，实践中已经有南斯拉夫的很难说是成功的经验教训。实际过程中出现的局面很可能是与目前的预期差距甚大的。

关于苏联改革的总的前途，人们说法不一。尽管当局的坚决态度在东欧和西欧都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和赞赏，然而，相信苏联改革能够成功的人，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例如匈牙利、南斯拉夫），迄今为止还不是很多。一位去过莫斯科的英国人曾经讲述起他的苏联朋友的悲观估计，理由是，苏联社会长期处于保守的静止的状态，苏联没有类似匈牙利事件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对传统体制的迷信或信心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摇动。这种看法我在匈牙利和波兰也听人讲起。

其他国家：间接传来的信息

我们此次旅行曾两次穿过捷克斯洛伐克、一次经过蒙古。在政治地理上属于东欧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则是没有涉足的。但是，我曾对我所拜访的专家学者和火车上的同行乘客打听过这些国家的情况。其中，在匈牙利世界经济研究所与科斯·卡洛里教授的谈话讨论的最多。所获印象也许可以记录下来。

捷克斯洛伐克：正在进行新的改革试验，结果尚未分明。政府已就改革问题做出一系列决议，颁布了三个法律性文件。强调的中心是转入集约化发展。当局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持不冷不热的态度。估计还会采取一些措施，但在总体上跟上苏联的步伐恐怕不太可能。

保加利亚：改革正掀起热潮，行动上紧跟苏联。目前正在推行全面自治，政府的改革方案设计也遵循了全面改革的方针。早在60年代，保加利亚的经济学界就提出很多激进的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应该说是很有基础的。如果在行动上不太冒失，这个国家的改革似乎很有可能走在前面。

蒙古：改革的调子很高。正在寻求向世界开放的道路。与其他国家相比，蒙古人似乎更能接受新的思想，新的观念，这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罗马尼亚：80年代初以来，推行了一些新的改革措施，其中最突出的是价格调整和国有企业向职工和干部发行股票（即所谓改国有制为社会所有制）。但是传统体制的根基没有受到触及，目前已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的改革。

阿尔巴尼亚：几乎是与世隔绝的。

回到北京的思考

我们一路上听到的对中国的赞扬之声不绝于耳。始终生活在国内的同胞或许对于改革以来的成就是估计不足的。以各方面的条件来比较，除了经济发展基础之外，中国似乎是最好的。对此，匈牙利人和波兰人都不止一次地向我不无羡慕地论证过。

曾经访问过中国的一些匈牙利学者同时告诉我，他们判断中国的改革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改革的困难增加了，改革的成效也不再那么容易很快可以显示出来，而且更重要的是改革也更容易停步不前了。这也许是从匈牙利的经验中体会出来的。然而，所有的朋友们都期望中国能走出一条新路来，不仅为没有改革和刚刚开始改革的国家，而且为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榜样。波兰的一个朋友甚至这样说：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

通过这一次东欧苏联的实地旅行，有几个问题我想是应当引起注意的。

首先，改革一定要有长远考虑长远规划，使中短期收益和风险的平衡服从长期收益和风险的平衡。

其次，市场调节和政府指导应当并重，以形成一个既有市场制约又有政策引导的充满活力的经济。再次，明确产权关系即改革法律所有制关系无疑应当提上日程，但是各种经济利益关系即经济所有制关系的调整和理论更具有根本意义。没有后者，前者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意义，因为后者的内涵正是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

再其次，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危险可能是在进入或停留在一种间接的或非中央直接控制的行政协调模式。因此我们应当逐步削减地方政府对经济的调节控制权力，按行业调整组织中央专业经济部门，加强综合部门，努力在收益关系和机构职能等方面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范围。

最后，一定要坚持宏观平衡的基本政策，坚决把通货膨胀压下来，否则南斯拉夫的危机和困境就会在我们这里重演。

（原文刊登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7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