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阳光和云雾

与西欧的城市相比，莫斯科的雨天不多。但是有阳光的时候也总有云雾，而且阳光和云雾是混合在一起的，分不清什么是阳光，什么是云雾。云雾从何而来，是涅瓦河的水蒸汽，还是工业区的废气，没有考证。总之，短暂的逗留使我对为什么有“混沌世界”这样的词汇，体会的深刻多了。

布列斯特—西部边境名城，停车5小时。车站内外都是一样地杂乱和肮脏。人们显然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阶层，衣着多样，但都不整洁。最惹人注目的是各种军人，士兵们的衣服上油渍斑斑，军官们的衣服虽然好一些，但也谈不上挺阔。很难看到一张笑脸，说话的人也不多。在车站外面的广场上我们坐了将近两个小时，对面长椅上并排的八九个农妇，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有的吃面包，有的喝水，更多地则看着地上活蹦乱跳的麻雀出神。城里显得干净多了，但是尘土还是不少。商店的货架比华沙似乎还不如，也许因为这是边陲小城的缘故。

首都并不更好。克里姆林宫周围的街道似乎都没有人打扫，房屋像英国的农村，汽车也不多（据说只有15%的家庭有小汽车）。红场上买不到罐袋和瓶袋的饮料，自动售水机前泥泞不堪，而且永远只有一只杯子。商店里货架空空，售货员都没有好气。除集体农庄市场外，看不到水果和蔬菜。肉和肉制品更是奇缺。据说只有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三大城市买肉不限量，但是很难碰上有货的时候。奶和鸡蛋供应较为充足。国家百货商场（位于红场），买进口纺织品（袜子或乳罩）的队伍从一楼排到三楼。

如今的克里姆林宫与圣瓦西里升天大教堂

一位中国留学生告诉我们，他带来自用的东西几乎每一件都引起同学们的兴趣，从衣服到鞋子，从暖水瓶到指甲刀，大家都要出大价钱买他的。基本生活用品价格极低。平均工资是190卢布，一盒火柴一个戈比，一大块面包也才十几个戈比。但是稍好一点的衣服，价格就高的不可思议。一件晴纶毛衣三十多卢布，一条牛仔裤要一百卢布。居住面积人均十五平米左右，水电方便，房租很低，然而很多新建的房子质量却非常之差。

外国游客所到之处，虽有索要外汇的人不断打扰，黑市汇率比官价高七八倍，然而，成交的时候并不多，因为在苏联很难有东西值得外国人买，而住旅馆则要有银行换汇证明。除了硬通货，外国人携带的任何东西（包括身上的衣服）都有人要买。我在英国花30英镑买的一架“佳能”照相机，有一个青年说，如果我卖，他愿意出二百卢布。一位大学教授前些时候访问中国，回去后赞叹不已。他作报告说，中国的消费品供应好得难以想象。如果把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的所有商店都搬到莫斯科，恐怖用不到一天就会被人们抢购一空。

其他地方我们没有专门去参观，但是坐火车回北京的途中，经过了许多城市和农村。城市大致相同，只是市场供应据说更要差一些。在莫斯科遇到的一位苏籍华人告诉我，他所在的伊尔库茨克，一个人定量供应的肉（包括肉制品），只有800克，西红柿则三、四卢布一公斤。农村显得没有生气，除了偶尔能看到破旧的几辆“拉达”牌小汽车之外，黑朽的木板农舍恐怕与70年前相比没有多少差别。

当然，苏联毕竟是重工业大国，钢、煤、油产量均居世界之首。虽然机电产品技术落后（中国厂家都不感兴趣），基础设施还是很有成就。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几千公里的铁路电气化，就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莫斯科市内的地铁交通网也颇引人注目。

总的说来，苏联经济已陷入困境。结构矛盾，速度下降，技术落后，外汇紧缺，都表明了整个经济的积重难返。当局承认，苏联的技术水平大致落后西方15-20年。改革，对于新领导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了。

今天，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苏联已成为改革呼声最高的国家，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苏共中央连篇累犊的报告，都突破了以往的框架。曾经被视为异端邪说的观点，现在已被接受为党的观点。但是，思想认识上还有一些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例如，关于改革的文件中对于市场作用的估价还是远远不够的，竞争的必要性也没有提起来，而且据说戈尔巴乔夫在最近一次内部讲话中明确否定市场经济，把竞争归结为资本主义。

尽管如此，最高领导中心的思想转变已经远远超过了整个干部队伍和人民群众的认识水平。以相对来说容易与中央政策号召产生共鸣的知识界、理论界为例，人们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对于改革的理解和解释，也是千差万别。相当一部分人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改革，至少不是中央说的“根本性改革”。

虽然没有一个人公开反对改革，但是所有的人都可能在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不同程度地抵制改革，或“应付”改革。这不是苏联所特有的。但是苏联无疑是最突出的国家。对此，科学院社会主义体系研究所所长波格莫洛夫是确信不疑的。原因自然有多方面，首先，多年僵化停滞的政治思想环境在领导层造就了一大批官僚主义者。其次，知识分子不如其他国家那样一致地积极地欢迎改革，因为“技术官僚集团”的势力极大，社会影响也非常广泛。第三，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传统体制模式和与世隔绝的状态，使得一般群众难以适应大的变化。第四，社会精神面貌几乎是不可遏止地走向颓靡，吸毒、酗酒、卖淫之外，更普遍的是不关心社会、不关心工作，对一切都失去信心的态度。去过苏联的人都知道，人们对排队买伏特加的热情超过了其他事情。最后，高度军事化了的国民经济结构体系是与分散决策、市场导向相对立的。

戈尔巴乔夫要推行改革，面临着重重困难。为了建立一个自己的权力中心，他上台几年内撤换了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政治局大部、部长会议全部已经易人。不这样做，改革恐怕就无法起步，但是另一方面，这样做必然要激化党内矛盾，会使一大批人自动地站在改革的对立面。公开性和民主化是戈尔巴乔夫用以动员群众的主要武器，但是在一个长期集权封闭的系统内，走得慢了容易变成空洞的号召，走得快了又会导致紊乱，因为政治公开和民主参预的制度和习惯，并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培育起来的。苏联与其他国家的改革不太相同，首先在政治上采取了较为激烈的措施，这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恐怕也有一些相反的效应。

波戈莫洛夫教授告诉我，苏联对于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的路子很感兴趣，准备效仿。理由是，苏联经济体制的问题已经是多年沉疴，根本性的转变不会在短期内发生，但是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群众都是用短期内生活的改善程度作为尺度来衡量改革。农业比较容易在短期内见效，农业改革成功了，其他改革就有了好的基础。尽管如此，他仍认为苏联农业改革比中国还是要困难得多。首先是对现有的集体农庄主席等干部不知如何处置才好，他们恐怕对家庭承包持抵制态度。其次，农庄庄员们也有问题，因为他们已经完全没有独立生产、经营的经验和记忆。没有集体农庄主席的指挥，他们不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