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评论员】

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使之成为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危机。应对这场危机，各国都拿出了自己的方案，而透过这些方案，以及对这些方案的不同评价，人们意外的发现，如何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是一次测试，测试的不仅仅是各国政府的治理能力，还对人权观的核心，即如何看待和理解生命的价值，进行了一场测试。

测试的结果，是以颇为戏剧化的方式，凸显出了新自由主义框架下，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人权观存在某种内生性的缺陷，即程序化的包装-表达形式与实体性的价值取向，两者之间的张力，已经到了让人有些瞠目结舌的地步。

根据西方政治学的源流，在希腊城邦国家时期，就有了探讨如何平衡个人与集体关系的研究和探索。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以及在全球的拓展，同时支撑起了一套以经济理性为核心，持续不断凸显个体中心地位，寻求实现普适性话语框架的人权观。将对个人政治与社会权利的极度尊重和极度重视作为具体个体的生命价值，尽可能约束集体对个体权利的管制和侵犯，并相信依靠单独个体的能动性，就可以建设出理想化的世界，甚至是迎来历史的终结，这可以看作是90年代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人权观在全球拓展的铁律。

这种认知，通过张扬个性、强调生命价值的影视作品，如《拯救大兵瑞恩》、《钢锯岭》、《钢铁侠》等，在全球进行了高速扩散，并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精英群体，构成了堪称“启蒙”的神奇洗脑效果，被当成了事实上的标准，并努力加以付诸实践。

当然，与之相悖的价值观，无论是出现在诸如《流浪地球》、《战狼2》这样的影视作品里，亦或者是出现在突发事件或者重大危机的实践中，比如此次抗击新冠疫情中采取的封城策略，欧美主流媒体的批评指责当然无需多言，本土精英群体，以及以普世价值人间守护者自居的各路媒体，无需华盛顿发出的具体指令，都会自发自觉地从学理、情感、价值、事实等多侧面同步发动自组织的协调行动。

然而，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出现了：

2020年3月11日，瑞典公共卫生部门出台新政策，停止统计新冠肺炎确诊数字。瑞典的国际形象历来是主打人权和民主的，根据经济学人信息社编制的民主指数，2019年瑞典得分为9.39分，排全球得分第三，仅次于挪威和冰岛。民主榜的探花率先停止统计新冠肺炎确诊数字，这个冲击有多大呢？以民主圣斗士自居的香港暴徒及其拥踅都看不下去了。

在主要由“港独”和“台独”等用户组成的境外某网站上，有使用简体中文的用户对此新闻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但网站管理者于3月14日将其转移到“水区”，确保此消息在首页上看不见，理由是“事实错误：含有大量事实错误”，后来有一个用户用英文原始报道确认了消息的真实性后，有用户称“瑞典确实是民主国家中的耻辱，给民主抹黑，但瑞典发展成这样也不是民主自由的问题，而是本国政党过于左倾”，接着发泄了对瑞典移民政策的不满，留下了依据“我个人也认为欧洲疫情的发展将可能让人扼腕叹息”的结论之后，就让这个戳疼他们肺管子的新闻在水区里水去了。

特朗普11日宣布，美国将于当地时间13日起暂停除英国外所有欧洲国家前往美国的旅行，为期30天

不过事情没有就此打住，差不多两天后，3月13日，英国政府健康顾问等人提出，应该采取“群体免疫”的防护策略应对新冠疫情。这个策略的理论基础，是借用接种疫苗中的所谓防疫墙，即无需对人群中的所有人接种疫苗，而只需达到一定比例之后，就可以确保即使存在被感染的病患，也无法在人群中实施有效传播。这个理论在理论上是可以自洽的，也是有充分科学依据的，但是在执行层面面临的核心难题是，当下新冠病毒并没有疫苗，这个群体免疫力怎么获得？

说到底，在执行层面中，这个方案的潜台词是，用一些温和的增加社会距离的手段，比如确认检测阳性的轻症患者自己在家隔离7天，然后再去医院或者后续处置，确保这个传染数温和的增长，覆盖到一定数量的人群，然后这些被感染的人群会经过一轮物竞天择的淘汰，活下来的那些人就会可能因此获得抗体，然后只要这些人达到总人口比重的一定比例，新冠病毒的传播就可以被“防疫墙”阻断了。

且不说得过新冠又活下来的人是否一定可以形成有效的抗体不被重复感染，这个完全建立在达尔文主义以及具有鲜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方案，在政策伦理上实际是具有某种极为犯忌讳的内核的。这事儿在英国本身经过一段时间发酵之后，3月15日，英国卫生大臣明确出来辟谣了，说这不是英国的政策目标。英国这头先不说什么，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国内的舆论生态。

最具讽刺意义的就是，国内某些商业媒体和部分精英群体第一时间以极为正面和支持的态度，开始了一轮非常诡异的“合理化”操作，就是论述英国这种政策的内在合理性；其中的诡异之处在于，因为是就新冠病毒这个具体案例引发的对策探讨，人们发现，这与他们此前在认识、理解和评价中国抗击新冠疫情各个阶段，包括早期应对中出现的疏失等，使用的标准截然相反：在评价中国的对策和举动时，他们的标准是“一条生命都不可以被忽视”；在评价英国的对策时，他们的标准是“为了达成目标，牺牲若干百分比的人口是可以被接受的，有科学依据的，合理的，符合英国国情的。”这是极具戏剧性的场景和画面。

匈牙利诗人曾经因为要保卫自己的国家，留下了著名的诗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尤其是从中国扩展到全球之后，无论是中国大陆的媒体或者是部分精英，亦或者是欧美主流媒体，以及这些国家的政府，整体表现出一种令人感到迷惑的操作，那就是宁可让欧美民众保持所谓的自由，而暴露在新冠病毒的威胁敞口中，也不愿意让民众用暂时的不便和代价，去交换更高的安全保障。

这里面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不过至少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观察：

在公务员队伍构成的执行维度，极为经典的英剧《是大臣》用英式幽默展现了官僚主义应对危机处理的四阶段标准作业流程：第一阶段，宣称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第二阶段，说也许有事发生，但是我们最好静观其变；第三阶段，说也许应该行动，但我们什么都做不了；第四阶段；说也许当初能做点什么，但现在已经太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