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是由银行创造的，银行包括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所以我们的货币总量实际上就是中央银行所创造的货币，加上商业银行所创造的货币。

这两种货币完全不一样。中央银行创造的货币不体现为实体经济的债务。中央银行通过几种方式发行货币，比如说公开市场的业务、购买外汇储备和给商业银行的贷款（再贷款），基本上不会给实体经济创造债务。只是再贷款可能给商业银行创造了一定的债务负担，但这个利率很低，负担并不重。

但商业银行在给企业贷款时创造了货币供给，给企业带来债务，同时给自己形成了贷款资产。

从这个角度来讲，两种货币供给是完全不一样的。按照现有银行制度的储备金率规定，商业银行的贷款额，与其储备金要保持一定的比例（注意：储备金通常来自中央银行，如通过再贷款等）。

比如储备金率是1/11的时候，中央银行给商业银行再贷款1块钱，商业银行可以发放10块钱贷款，这意味着。在这个情况下，中央银行创造的货币是没有给实体经济带来债务的，但商业银行贷出了10块钱，就增加了实体经济10块债务，也增加了10块贷款（资产）。

过去很多年，央行的存款储备金率一直在下降，现在大型银行存款准备金是8.5%，中型银行是6.5%，小型银行储备金率是5%。如果按7%来计算，大约是1元央行储备金可以创造13.285元的贷款。

实际上，央行的货币投放量太低了，实际情况也告我们，整个货币供给侧结构中，大多数形成了债务。

因此，我们从货币供给侧来化解债务是非常容易的，也就是说，给定货币供应量（或保持一个增长比例不变），央行只需要改变一下货币供给侧结构，把储备金率提高，增加央行货币供应占货币供给总量的比例，就能把债务逐步化解掉。

前面已经说过，央行常规货币发行的三大机制，一个是公开市场的业务，一个是购买外汇，还有就是所谓的再贷款。但是我们似乎已经忘了，社会主义体制下还有另外一种机制，那就是无偿拨付。

比如，五十多年前上海要建石化总厂，一期工程就需要二十多亿，钱从哪来？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商业银行，就是通过央行按照国家的计划，直接无偿拨付。所以上海石化总厂建立起来是无债一身轻的。

当年上海石化总厂一期工程就是央行无偿拨付建成的。图为1979年，上海石化涤纶网络丝试制成功 上海石化官网

现在我们大量通过再贷款发行货币，显然是把我们传统的央行发行货币的功能给忘了，而恰恰是这个传统功能意味着可以“无债一身轻”。

1968年，周恩来总理曾自豪地对外国人说，我们中国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所以当时的金融状态其实是很健康的。

改革开放后，为了服务于民营和外资企业，我们建立了商业银行，于是开始出现了债务危机。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金融经验可能被我们遗忘了。因为无偿拨付在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的，只能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实现。

2008年美国为了解决债务危机，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一开始是买国债，然后购买准国债（如两房债券），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最后也购买了大量私人企业的债。可以说，美国也在做类似“无偿拨付”的事。

所以我们建议，通过央行的货币发行机制，注资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来收购不良资产，包括那些陷入困境的房地产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当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对其进行救助后， 其债权将从商业银行转向国有资产管理公 司。

作为债权方，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免除（或延迟）企业的债务支付，从而大大改善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使企业恢复正常经营，与此同时，作为债权方，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也有权介入企业的经营， 包括更换管理层等。

对于企业来说，银行贷款是一定要还的，否则企业可能面临破产，这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很多时候银行贷款是压死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一旦延迟或者免除了银行债务，企业基本上就可以轻装上阵了，经济就可以重启。

这是我们的方案，按照现有的准备金率的规定，在货币供给侧结构中，央行的货币占比非常小，仅相当于5%- 8%。央行每年发行的高能量货币很少，大量的货币是由商业银行发行的，或者通过央行再贷款发行的。

所以我们可以从提高准备金率的角度，增加央行无偿拨付的货币供给（注意：无偿拨付的央行货币供给，实际上最后也成为商业银行的储备金），相对减少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

现在的企业杠杆率很高，欠了一身债，所以贷款意愿很低。因此，即使央行降息降准，银行贷款可能也放不出去，或者不愿意放贷，所以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想提高也提高不了。2024年前五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比上年同期减少了2.52万亿元，原因正由于此。

如果商业银行本身没有太大意愿放贷，这时只有中央银行站出来。

观察者网：提高央行的货币供应量，跟美国美联储印钞直接在公开市场买债，搞量化宽松大放水有区别吗？

龚刚：首先我们的建议是，在货币总量不变或总量被锁定的基础上（比如货币总供应量每年增加10%），增加央行货币供应，减少商业银行的货币供应，实际上只是改变货币供应的结构。因此这根本不是大放水。

所以当央行准备提高准备金率时，其无偿拨付的货币在整个货币供给侧结构中的比例会上升，但作为贷款也是债务的商业银行的货币供应比例会下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不是大放水，而是会减少整个国家的债务负担。

因为央行的货币是可以无偿拨付的，所以它不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任何债务，所以这不是大放水，我们称之为货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其次，这种方式和美国的量化宽松是不同的。当时，美国量化宽松的准备金率远远超过100%。美联储当年为购买不良资产所动用 的高能量货币（Ｍ0，即美联储所发行的美元现金）是如此之多，以致其当年的Ｍ0远远超过了Ｍ1（即M0+活期存款）。这在理论上讲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美国这种情况出现了，只能意味着大量的美元现金Ｍ0流向海外。

而且这个状态一直延续了至少有六七年。

我还要补充的是，中国的措施和美国的不一样。首先，中国的债务是有标的物的，比如说我们的城投和房地产债务，对应的是很明确的基础设施项目、房地产和土地。但当时美国的债务是没有标的物的，都是经过多轮抵押、包装和重组的所谓证券化产品，已经成为无法产生现金流的死资产，这是金融泡沫化的结果。

中国的债务问题本质上只是“流动性”危机。尽管这些资产是不良资产，暂时没有产生收益，但是未来是有可能产生收益的，

朱镕基任总理时期我们曾经有过这方面的债务处理经验。1997年香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商业银行体系下的不良资产比例高达50％，尤其是占到整个银行体系资产68％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 （工、农、中、建）均被认为因资不抵债而面临技术性破产。

1999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对口剥离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中金公司研究部

1999年，中国成立了四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 （东方、长城、信达、华融），分两次对口剥离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合计剥离了３万多亿元的银行不良资产。最后它们赚得盆满钵满。因为当经济恢复的时候，这些债务都是可以产生收益的，关键要看怎么管理。

所以我们有很好的化解债务的经验，我觉得，我们应该重拾起这个传统，发挥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来化解当前债务。

金融乱象及时叫停

观察者网：去年以来，中央召开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发展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感觉是对之前的金融深化进行的纠偏。中央提出金融要讲政治，要服务于人民，要服务实体经济，走中国特色的金融之路，您如何理解这些金融发展的新理念新思路？

龚刚：2015年10月“十三五”规划就提出了“金融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9年2月习近平在政治局学习会议上强调“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

但是国内很多学者研究一提到金融改革就都是市场化改革，例如，许多人认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利率市场化。

金融业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受金融深化理论影响很大。金融深化理论是美国罗纳德·麦金农（Ronalde Mckinnon）和爱德华·肖（Edwarl Shaw）在1970年代提出的，其核心就是提倡金融自由化，打破金融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