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美国方案”来说，其与之俱来的结构性问题早就被托克维尔点透：“如果我们追问美国人的民族性，我们会发现，美国人探寻这个世界上每个事物的价值，只为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能挣多少钱？”镀金时代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则悲叹人们对成功的绝对崇拜导致了道德的沦丧：“整个国家，把成功理解为金钱，这是一种民族病。”“扒粪运动大师”林肯·斯蒂芬斯亦指出：“特权才是邪恶的根源，而特权商业是恶魔。”

今天，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对金钱至上的“美国病”做了翔实客观的分析。比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收入份额占所有美国人收入的10%左右。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1%的富人收入所占比例出现了显著增长，甚至一度达到了最高点23.5%。而且，美国顶层CEO（首席执行官）收入与普通男性工人收入的差距，从20 世纪70 年代的40:1上升到21世纪初的超过350∶1，“美国财富不平等的加剧几乎是空前的”。

《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

2011年9 月，美国统计局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美国贫困率创下新高——每6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困中，5000 万美国人靠食品券过活，而在2010年，收入分配顶端20%的人控制了全美80%的财富，400个最富裕的家庭拥有的财富净值相当于富裕程度较低的50%的美国人所拥有的全部财富。因此，“在美国1%对99%的阶级战争中，作为回应，那99%的人掀起了占领华尔街运动（OWS）”。

“富者恒富、富者更富”的美国故事，即便再怎么包装，也无法改变其逻辑结构和内容主题，因为“具有健全的货币和管制良好的金融机构的经济体系无疑创造财富，但是也可能创造两种东西对社会具有毁灭作用，即在经济周期低谷期的萧条，以及在分配由一种更有效的经济交换体系创造的新财富时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差异”。

更何况，那些管制措施和监管体系还可能被游说者“竞买”，从而将争取国家补贴和特权合法化。

在美国，“说客的主要客户，集中于一些‘臭名昭著’的行业，尤其是石油、农业、制药与国防等行业”，“每一级政府中都有说客的身影，包括联邦、州、县、市镇和当地政府。1971年，仅有175家登记注册的游说公司；2009年，已有超过13700名说客，每年花费高达35亿美元去影响各级议员。”

在华盛顿设有办事处或雇佣代理人的组织中，大约70%属于公司或者商业行业集团，即便是微软这样的超级公司也有16个全职说客，而且雇用了20 多个游说事务所作为自己的代表，“无论如何，在华盛顿养一个说客就能使一个公司进入政策制定过程的信息圈子。”无怪乎政治记者威廉·格雷德将这种商业政治活动日益增加视为“当代民主垮掉的主要因素”。因此在金融和资本市场等领域一直是在进行“慢撒气”式的放松管制，这使得美国次贷危机几乎无法避免。

为此，美国著名学者加尔布雷斯将这种体系命名为“掠夺型政府”，并认为“这是一个同盟，组成者是那些无情反对公共目标所倚靠的监管架构的人”，“这个同盟意图控制美国，部分是为了组织对公共目标的坚持，部分是为了在由过去的公共目标所确立的活动范围内偷猎”；“作为一个经济体系，掠夺型政府所有部门的建立都是为了吞噬本着公共目的建立的、大体上服务于中产阶级的公共体系。公司共和国只是对分赃体系进行管理”。

“现代营销学之父”科特勒理性而无奈地指出：“在许多‘民主国家’，腐败猖獗。如果我们将政治加入这幅图景中，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的良好期盼会进一步减少。”在他看来，美国“政治扭曲资本主义”的主要方式包括：游说活动的影响；贿赂和腐败的程度及其高昂成本；超级富豪拥有过多的权力等。

就“苏联方案”而言，最大的问题在于豢养了党内的特权阶层。

斯大林时期实行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等级授职制、官员特权制等，使得苏联社会缺乏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和法治，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弊病越来越严重。

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职务名册”制度定型，并形成了与之配套的干部任命、物质利益和合法特权等。根据职务名册任命的干部享有的各种特权包括：高级住宅、别墅、汽车、休假券和休假旅费、“医疗费”补助，在特供商店购买紧缺品等。此外，20世纪30年代苏联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相差30多倍，到50年代则达到50多倍，苏共党内还实行领导干部高薪制和工资外“钱袋”制度。

1935 年，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访苏时写了一本《莫斯科日记》，其中说到当时苏联的高干和特权非常普遍，他认为当时苏联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或者说共产党贵族阶层。此后的苏联实际上从未摆脱过“特权阴霾”的笼罩，正如曾任民主德国总理的汉斯·莫德罗所指出的：“灰色经济到处泛滥，其后果是贪污腐败和任人唯亲。党政领导中的特权阶层毫无顾忌地利用这种权势，侵吞人民的劳动成果，司法部门对此熟视无睹，或者参与掠夺国家的财富。军队及其将领神圣不可侵犯，完全变成独立王国，兵营里发生什么事与外人无关。”

罗曼·罗兰与斯大林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废除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党委会每次改选必须更换1/4成员的做法，逐步形成了事实上的干部终身制，苏共二十三大上连选连任的中央委员达79.4% ；苏共二十五大时，除已经过世的中央委员，连任率竟高达90%，有的人任期长达25 年。这种政治生态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特权阶层。

据有关资料，特权阶层有50万—70万人，连同家属约为300万人。这个特权阶层为维护其既得利益，竭力抵制各种实质性的改革，导致苏联深陷机构臃肿和官僚主义的泥沼。如20 世纪80 年代初，苏联部长会议下属64个部、20多个国家委员会和一些直属机关，这些部委的正副部长级干部就有800多人，其中黑色冶金工业部有部长一人，第一副部长三人，副部长15人。

曾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在苏共中央六月全会（1987 年）的报告中说：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实际上“当时惰性和停滞不前的力量占了上风，一切都回到了旧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