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合法性的失衡——基辛格的警告和预言

如果从学理和战略相互结合来进一步探讨东扩问题，也许还有必要回到当时有过设想、后来却半途而废的“和平伙伴计划”。

从基辛格几十年来一再强调的一个原则性立场出发，“和平伙伴计划”有可能较多地体现了国际秩序转型中的“权力与合法性的均衡”这一构想，而北约东扩则明显违背了他所说的这一“均衡”。

1994年，时值北约东扩在各国决策层面面临敏感争议之际，基辛格曾在当时出版的《大外交》中指出：美国决策阶层在还未接受北约东扩主张之前，曾有过不主张东扩的更为谨慎明智的考量。这一想法的核心是指：仅仅是建立与北约成员国无关的、以“集体安全”为基础、并包容俄罗斯在内的“和平伙伴计划”，而不推进排他性军事联盟的扩容。他说：

“美国之所以反对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及斯洛伐克成为北约组织成员国，是基于原则问题。回溯到威尔逊历来对同盟关系之反对——因为同盟是以预期有冲突对峙为基础 ——克林顿总统利用1994年1月北约组织高峰会议的场合，提出另一个替代性的观点。他在说明美国为何反对上述四国加入北约组织时，声称大西洋同盟经受不了‘在东、西方之间划一条新界线，制造出自然导致未来冲突的预言。我要敬告在欧洲与美国主张我们更往欧洲东部推进，旨在划下一条新界线的全体人士，我们不应该堵塞欧洲最佳前途的可能性，那就是四处都是民主、四处都是市场经济、四处的人民都为共同安全而合作’。”【22】

在克林顿当时洋洋洒洒地以“四处出现”的民主前景，来否定北约东扩的当下决策之时，基辛格则点出了问题的实质。他始终认为：北约东扩问题上，“集体安全”与“军事联盟”是两回事。前者基于道德原则，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军事侵略；而后者，则是基于共同利益所组成的反对有具体目标指向的军事行动，但不反对一般的战争（比如1814-1815年维也纳同盟发动反对拿破仑的战争）。基辛格特别强调：“美国领导人经常把集体安全与联盟混为一谈”。【23】在他看来：1994年克林顿强调坚持集体安全原则，而不再另组针对俄罗斯的军事同盟，道理就在于通过“和平伙伴计划”，发展出一个仅在一般意义上反对战争、而不过多针对具体“侵略者”从而承担保卫同盟者义务的、具有更大伸缩范围的集体安全框架。这比立即把北约变成为一个更大范围、矛头直指俄罗斯的军事同盟，要来得更加明智。

基辛格

基辛格之所以能得出如此结论，是以他多年研究欧洲外交与安全问题的判断为基础的。首先，他委婉地告诫：“不可能在同一套方案下解决东欧的安全以及把俄罗斯融入国际社会的孪生问题”（也即，指既要向东欧提供安全保障，又要与俄罗斯建立安全合作的这样同时包含有两个目的方案——笔者注）。同时他又警告：“和平计划的风险是，被有可能受侵略之害的国家认为无足轻重，抑或是危险的，可是，在亚洲国家当中又会被认为是针对中国和日本而召集的种族俱乐部。”【24】

颇有意思的是，早在三十年前，基辛格就入木三分地对将近三十年后欧洲可能出现的景象发挥了他的想象力。他这样说道：“在未来，所有传统的大西洋关系将会变化。欧洲将不再觉得像过去那样需要美国的保护，会更加积极地追求经济上的自我利益；美国将不会再愿意为欧洲安全承诺大的牺牲，会受到各种各样孤立主义的诱惑；到某一地步，德国将坚持具有和其军事、经济力量相称的政治影响力，在情感上也将不再那么依赖美国的军事支持以及法国的政治支持”。【25】

无论就欧洲、还是亚洲的发展前景而言，在1994年当年的微妙局势之下，基辛格基于其“权力与合法性相均衡”的构想原则，对北约东扩所提出的种种警告，依然值得当今战略家们三思。

虽然无可奈何的是，现实还是选择走向了北约东扩。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在胜利的狂喜之下，传统均势问题被当作‘老式外交’丢到了一旁，取而代之的是共同理想的传播。有人公开声称，北约应该更关心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而不是安全问题。北约一直扩展至俄罗斯边界——甚至也许包括俄罗斯边界——现在被当做一个严肃的可能性提了出来。建议把军事联盟扩展到距离莫斯科仅几百英里、历史上始终存在争议的领土，主要不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而是被视为‘锁定’民主成果的合理方式。”在老资格战略家颇为含蓄的表达方式中，基辛格的批评已经溢于言表了。【26】

大概，很难说是时间上的巧合：1996年，俄罗斯迈出了与中国建立新型关系的步伐。1996年4月，叶利钦总统第二次访华（第一次是1994年——笔者注）。本来，在叶利钦启程之前，中俄双方已经基本商定了联合声明的基本内容。4月23日晚，俄罗斯驻华使馆官员向中方紧急通报，说专机起飞不久之后，叶利钦在飞机上认真阅读了双方商定的文本，认为文件还不能反映两国关系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高度，他建议将两国关系表述为“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方人员当即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江泽民主席。就在叶利钦还在来华飞机上的时候，中俄两国实际上已经就这个重大协议进行了磋商。多年以来，“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成为中俄关系的一个主要基石，这是叶利钦的首议。从俄罗斯方面来看，显然不能排除这是因为当时俄罗斯正在受到北约东扩的巨大压力。

对于像北约本身、以及北约东扩那样有着巨大规模的、欧洲历史上罕见的多国军事同盟的扩张，也许欧洲历史上仅有十字军东征和法国大革命后的反拿破仑战争，可与之比拟。但是，北约东扩却不似后两者，冷战的终结发生在大体和平的背景之下。

换言之，从冷战向后冷战的世界秩序的过渡，并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而是在一个非常难得的和平条件下进行的。这是一个几千年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的历史机遇。遗憾的是，北约东扩却未能明智地利用这一和平条件，相反，使得冷战后东西方关系大大倒退。在此后的若干年中，东扩将会激起何等规模的波澜激荡，这已并不是北约的决策者们当时所考虑的了，更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事情了。

【本文完整版已收录于作者新书《危机与秩序：全球转型下的俄罗斯对外关系》，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参考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