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封凯栋】

讨论工业活动“组织化”的初衷之一，首先是尝试为人们对传统产业政策该怎么转型的疑惑做出解答。我国传统的产业政策基本上依靠挑选特定企业、特定技术路线，并给予补贴或其他政策优惠的做法，来推动工业的追赶和经济的发展。在工业“跟跑”阶段，这类产业政策有利于资源的动员和有效投放，因而作用显著。

然而，经过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如今我国不少产业已经进入前沿创新阶段。在这些产业中，传统产业政策对市场创新竞争的挤出效应会越发显著：一旦政策选定了特定的企业和具体的技术方案之后，其他潜在的创新者可能因为对自身差异化的技术路线或发展战略的前景形成了不好的预期，于是选择退出竞争。

因此，在进入全面强调前沿技术创新的创新驱动发展阶段，我们需要深入思考产业政策的抓手在哪里？具体来说，产业政策要想有效地发挥作用，它作用于产业和创新活动的落脚点和着力点应该在哪里？

思考和讨论工业活动的“组织化”这一议题的另一个初衷，是回应学生们讨论中国工业在不同时期发展模式时的疑问。在我在大学里所主持的一门课程中，我向同学们介绍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多轮变迁，即从计划经济到“市场换技术”，到“自主创新”，再到新时期的创新驱动。

其中不少同学对于在中国进行了40年的市场化改革后，现阶段转而强调“新型举国体制”，强调有为政府对创新活动的介入有所疑虑，因为从字面上或者直觉上它与强调市场化改革的趋势有所背离。在课堂上，我们通过拆解创新所需要的体制机制告诉大家，在当下国际经贸和大国竞争格局下，国家力量的介入是为了确保创新活动所需要的“组织化”条件回归，是为了建立真正有效的创新市场机制，而不能将其理解为是对市场机制和创新竞争的扭曲。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相关推理的核心逻辑在于，复杂的工业经济活动尤其前沿技术创新所需要的制度安排，无法由主流经济学所说的纯粹的市场机制来提供。事实上，复杂技术工业在大规模生产和前沿技术创新两端对于“组织化”的依赖程度都很高。

一方面，大规模制造需要高组织性的协作。大规模生产体系可以非常高效，但同时也可以非常脆弱，人们在20世纪70-80年代讨论福特制和后福特制时对此有过诸多讨论，讨论缘起于西方国家的劳资纠纷问题。

讨论的逻辑在于，由于大规模生产体系中的各个环节及整个系统的投入非常巨大，分工体系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堵点或者失灵，都可能导致整个生产体系停摆，从而造成巨大的资产闲置。

在极端情况下，甚至某些冲击会导致大量资产报废。所以人们需要一系列组织化的手段，例如关系合同、纵向一体化、企业联盟等，来保障系统的稳定性。事实上，后福特制正是通过一系列企业内或企业间的组织手段来解决大规模生产体系的脆弱性问题。

另一方面，前沿技术创新活动更需要组织性。创新活动是立足于厂商与用户的互动过程中的，创新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明确了这一点。就创新所涉及的主体而言，厂商和用户在组织上是分开的，然而它们需要掌握的信息却是高度相关的，厂商在创新过程中需要了解用户要什么，领先用户也需要掌握厂商可能提供的产品并基于自己的需求提供反馈。

也就是说，为了避免在创新竞争中失败，在创新过程中厂商和用户必然需要紧密互动。这种创新互动是整个“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微观理论基础。创新互动的组织机制有三大作用：一是提供形成新技术的新信息、新知识；二是提供应用新技术的支持资源；三是形成持续创新的协调机制。

互动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为创新者带来了新知识、新技术，甚至在创新过程中需要在后续环节被解决的问题，往往也都是在互动过程陆续浮现出来的。也就是说，往往在原有的一个问题被解决之后，新的问题、甚至更多的问题才会被发掘和认知。

所以，人们需要持续的互动协调机制来确保创新活动能不断有效地进行下去。缺乏必要的互动机制，市场中的创新活动就会失去演进的动力和方向感，甚至在经济上也是不可行的。

即便当前流行的“开放式创新”“模块化创新”，人们在讨论这些模式时会强调市场协调，但其背后同样需要一套高内聚低耦合的系统架构作为公共品完成不同企业之间的协调，这套系统架构的形成也是高“组织化”的，往往由核心企业或联盟通过与关键成员紧密互动而来。如果没有这套架构，依托于市场的开放式创新或者模块化创新是不可能实现的。

值得注意的是，创新和复杂技术工业活动中的组织性虽然是公共品，但却并不是免费的，不是每个国家都拥有。事实上，这种组织协调能力是一种重要的国家能力，需要经过长期积累发展而来.

在这样一个范式里，如果强调复杂工业和技术创新活动对于组织性的依赖，那么经典的管理学问题——即企业“Make or Buy？”的问法就是错的，在真实的世界，数量庞大的技术活动都是创新者在与跟自己有紧密组织性协作关系的主体通过互动机制完成的。

所以正确的问题应该是   “Make, Ally or Buy？”。纵观我国工业经济发展历程，工业和创新的组织性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从计划经济时期、“市场换技术”到“自主创新”的时期，中国工业活动的组织方式曾经历了三套不同的主流模式。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营经济体系中的主体围绕行政指令行事，尤其是“五定五保”的要求，约束了每个经济单元进行组织互动的空间。

在这套行政协调的体制下，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和科研院所之间能够交互的信息范畴有限，更难以围绕彼此的互动而独立展开战略性投资。在我国完成初步工业化的过程中，这一模式曾扮演过重要角色。但如果我们想推动工业突破已有的技术范畴，那这套制度就会如同孙冶方老先生所说的，往往是在“复制古董、冻结技术进步”。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逐渐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并且融入了世界经济循环，这是非常大的进步。但如果从工业和创新的组织性这一视角去审视“市场换技术”下的若干案例，我们会发现，中国本土的工业技术活动依然在被“计划”，只不过“计划”的主体并不是计划经济系统，而是来华组建合资企业的跨国公司。

在“市场换技术”框架下，跨国公司按照它们设计好的技术体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分工，将特定的生产制造环节安排在中国，通过整合中国的制造和工程能力来推行大规模生产本地化，完成其全球生产网络布局。

为了避免在中国本土培养竞争对手，进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些跨国公司还针对中国本土的工业技术活动进行“去组织化”。比如，它们会刻意地隔绝、并且尽量压制中国本土的技术活动，使得中国本土工程技术力量难以围绕复杂的技术和产品开发任务形成有效的组织化体系，阻断中国本土形成有效的创新链。

简言之，在“市场换技术”下跟跨国公司搞合资企业时，我们的工业技术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被协调的。在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我们借助全球的资源塑造了产业链上高水平的“组织化”，但却在技术活动上不知不觉地被“去组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