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AI 和万物互联时代加速到来，鸿蒙的诞生是一种历史必然。随着华尔街和华盛顿进一步透支硅谷的技术领导力，美国主导的单核技术生态体系日益丧失创新活力。在全球层面，另一种技术生态的上层建筑应运而生。 鸿蒙PC发布之际，鸿蒙生态迎来又一块重要拼图。

近日，《鸿蒙开物》作者方兴东博士在与观察者网对谈时指出，“三分天下有其一”并非鸿蒙生态的上限，但当下，鸿蒙仍面临跨越“死亡谷”的挑战。他强调，对于所有关注、关心、参与鸿蒙生态的人而言，管控期待、保持信心、拥抱可能性，是对鸿蒙最大的呵护。这不仅关乎华为的生存与发展，更承载着中国高科技自立和全球高科技良性竞争的使命。

观察者网：您和徐总（徐直军）早早就讨论决定写这本书，当时的初衷和预期是什么？后来写作过程中有调整吗？

方兴东：这本书是2019 年规划的，是华为《根技术六部曲》的第二部。

在华为的相关管理类著作中，已有不少从专业视角展开的系统论述。《鸿蒙开物》读来十分过瘾，它的独特在于突破了中观维度，在宏观架构和微观细节层面我们可以学习、模仿到实实在在的东西，也可以了解具体的产品打造、技术研发、决策过程等关键内容。

科技战的爆发为我们提供了记录的契机。当时华为突然遭遇来自美国多方面的打压，大部分人无论是社会舆论还是华为内部人员，都对美国的这一举措感到难以置信。2019 年相关态势显现后，，我和徐直军沟通，计划用这6本书，把接下来的5年全程记录下来。我们原本设想每本书采访约50人，但实际操作中这一数字很快被突破，像鸿蒙这本书就采访了超过 100 人。

我们原本计划到2024年，能把6本书全部出版，但实际到现在为止只正式推出了两本。有另外两本关于半导体的书还需要找合适的时机发布。

在我们谋划中，鸿蒙是《根技术六部曲》中，最需要C端家喻户晓的，外面的光鲜与里面的酸甜苦辣是两件事情。我们当时预估相关的问题用5 年的时间就基本能够解决，但实际情况是5年时间不够。

到今天为止，鸿蒙也仅仅走了一个开端。

我们之前所使用的大多数手机鸿蒙还不是“真正的” 鸿蒙，今年3月20日发布的鸿蒙版本以及5月9日推出的首批PC版鸿蒙才是真正的鸿蒙。纯粹的鸿蒙，才刚刚开始，这个时间进程肯定比原来估计的慢了一点。但从总体进程来看，我们当时的研判前瞻性还不错，刚好有这么个机会能够微观、具体、成规模、成系统地回顾华为这款产品，它是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今年2月，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已申请注册多个“鸿蒙电脑”相关图形商标

观察者网：鸿蒙的发展过程与您写书的过程相似，实操起来发现超过原本的规划。

方兴东：是的，总体方向和基本研判大致正确，但在真正执行后，会不断发现问题，并逐步追根溯源。经过深入探究后，我发现原先许多我们自以为胸有成竹的东西，其实并非如此。

作为全球互联网口述历史项目的发起人，我深知记录科技发展历程的重要性。口述历史项目自2007年启动，最初我认为凭借自己的专业背景和行业资源，完成互联网历史著作会比较轻松。但在实际写作过程中，我发现仅靠公开的舆论场信息，往往涉及较浅，甚至有的是道听途说，要深入了解当年那些人和事，唯有访谈关键人。这也正是我们团队花费大量精力去深入采访100多位鸿蒙专家和实操者的原因。

基于真实记录的理念，我在写这本书时，放弃了任何理论、概念模式，也不采用讲故事和戏剧化的手法，而是尽力还原和梳理华为的真实状况，尤其是要处理华为的复杂性和发展的多样性，包括大家的观点冲突、复杂性以及不同的研判。这样做的实际难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观察者网：您是全球互联网口述历史项目的发起人，如果请您类比的话，打造鸿蒙这段历史，会把它跟互联网发展中的哪段做类比？

方兴东：我会类比互联网诞生最初的前25年。

我认为，互联网之伟大，在于其并非从一开始有明确的顶层设计。最初立项时，互联网的设想仅是共享不同计算机资源，并非为了建立全球信息网络。

从1969年到90年代初的25年，互联网从未被产业界认为会改变世界，也没有人预见到它会有巨大的商业价值，甚至美国政府也未曾将其视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项目。

1969年“阿帕网”（ARPAnet）实验性连网

所以，互联网的发展并非某个部门高瞻远瞩或某个天才规划的结果，而是逐步迭代、积累、不断生成和相互适应的过程。

互联网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因其早期更多被视为科研项目和公共物品，而非商业产品，这种纯粹的公共属性非常关键。

鸿蒙操作系统的发展也是如此，它本质上是一个准公共平台的产品，生态建设需要不断与人分权分利。鸿蒙的开发，并非按照传统的商业逻辑进行，而是需要培育一个生态系统，为产业提供公共物品。

因此，华为在创造鸿蒙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一场自我革命，从一个产品公司向生态公司的转变，并非易事，鸿蒙就是这个转变的抓手。

华为在鸿蒙的开发中也经历了许多弯路，任正非并非在所有事情上都能一锤定音。当华为一步步被逼到绝境时，反而促使其逆流而上，深入创新本质。松湖会战是华为HMS在双框架之上的一次尝试，目的是替代谷歌的GMS 服务，这次大规模投入并未取得预期的商业回报，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然而，正是这些失败，为鸿蒙的崛起奠定了基础。通过在操作系统应用层面的大规模练兵，华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后续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尽管面临巨大的困难，我认为鸿蒙最终一定可以成功。这是大势所趋，其他公司，包括国际公司，都不可能在中国再发展出第三个系统，只有华为有这个能力去开拓这个系统的生态。

华为松山湖基地

观察者网：您刚才的观点非常有趣。在互联网最初的岁月，它更多作为公共品类为大家服务。这使我想到2020年采访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的项目群工作委员会执行总监罗未，他当时提到，他们这一代 IT人的成长经历，曾经深信美国的互联网精神。

他们年轻时相信，每隔10年，美国IT人就能带动全球信息技术进行一次迭代，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70年代、80年代、90年代都是这样。但是这种迭代在2010年代中断了，到2016年时，全世界的人都在等待物联网、万物互联的操作系统底层技术的出现，但大家一直没有等到。

他提到，从全球技术演进和市场需求来说，确实需要这样的公共产品。但是美国没有提供这样的公共产品，这是中国IT人开始自己做 “鸿蒙” 和开放生态的原因之一。实操的过程也是祛魅的过程，他们也开始发现，之前深信的“互联网精神”，好像美国人也没有那么纯粹地践行。

您刚才提到的，之前大家把全球互联网视为公共产品在做，随着大家逐渐认识到它的商业价值，反而没有人来推动公共产品的提供，导致真正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这是否是鸿蒙这样的产品推出的内因？

方兴东：是的，我认为这是大势所趋。最近这些年，整个硅谷实际上都已经走向了自己的最低点。在上世纪80、90年代，硅谷精英们对华尔街和华盛顿是很不屑的，因为创新是 “世界有求于我”。但现在，硅谷却围绕华尔街投资人和华盛顿政客们打转，他们希望美国政府把华为和中国企业摁住。

我认为，硅谷越来越滑向这个地步，违背了真正的创新精神和科学精神。

如你提到，早年，美国确实向全球提供公共品，由美国维护和引导整个互联网科技生态。中国早年的互联网科技领域，在某些方面确实是搭便车，包括BAT在内的互联网公司们，只要照搬美国模式，吃上中国互联网网民增长的人口红利和改革开放的经济红利，就能被推到高处，大家误以为，“高科技”就是如此。

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的硅谷程序员

但到了今天会发现，如果不解决核心技术问题，别人不可能让你继续发展。如果华为不做根技术和学科建设这种产业和公共领域的事情，华为也没有出路。

因此，我将中国IT业划分为“鸿蒙之前” 和 “鸿蒙之后”。

我认为，鸿蒙之前，中国高科技是低创新时代，不需要投入很多资金研究核心技术，只需要在美国的核心技术基础上种好庄稼即可，很多人没有看到或不愿看到，土地不是我们的。

到了罗未所说的这个时代，全球科技和产业都依赖美国为中心的单核生态体系，但单核生态体系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竞争，它异化为资本获取垄断利润的工具，继而被政客们武器化用于攫取战略利益。绝对的垄断导致绝对的腐败，原有的创新精神被迅速侵蚀。

所以，今天发展鸿蒙，不仅是华为的需要，不仅是中国产业界的需要，还是全球高科技生态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