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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十年，中国大大小小历次真理讨论中，“谁来确定真理”极少被提到。这个问题，中国人说得少，西方人说得多一些。我们爱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问题不是“检验”，问题是“谁来检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真理其实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多……旅美学者方绍伟致信观察者网参与新一轮“真理标准”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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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王金平涉嫌“关说”事件在台湾闹得沸沸扬扬。王金平批特侦组“违宪”，马英九则要“向历史与人民交代”，一下把事件提升到了新高度。台湾号称“成功”的“宪政民主”似乎又受到了些考验，这个“夹缝中的民主”到底怎么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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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12 15:30:38
当人们寄望“国五条”能够遏制房价再次快速上涨时，同时伴随着十大房企首季销售额劲增84%，68城房价环比上涨，多地涌现离婚潮，地方细则软弱，20%个税该谁承担等各种声音。房价十年十调，每一次调控对买卖双方都是一场与政策的博弈战，新“国五条”到底能改变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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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新兴市场经济占全球GDP的比重将上升至50.8%，首次超过发达国家，政治相对稳定的中国无疑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新动力的领头羊。如果说中国在科技研发上还无法与高收入国家竞争的话，市场规模和增长潜力便是抵消工资成本无法与低收入国家竞争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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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为什么能崛起？以经济崛起为先导的“中国崛起”会是一种“持续崛起”吗？很显然，中国的经济崛起是“大国崛起”的前奏。但“崛起”是一回事，“持续崛起”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持续崛起”的经济指标，要看一国的生产总值与其他国家及世界平均水平的长期比较（包括人均水平）。国家政权模式的转型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根本原因，国家政权模式的转型也将是“中国崛起”成为一种“持续崛起”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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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08 08:25:09
在进行反腐的对策分析时，我们通常假定存在一双“上帝之手”，一切运作都能无摩擦进行。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理念，现实的操作不可能如此。现实中的权贵和平民，可能都希望有一个美好的制度文化，但他们的实际行为往往是以一种特别的“分配优势”为目标，而不是以一种抽象或具体的“好制度文化”为目标，除非“分配优势”与“好制度文化”一致。所以，最理想的情况是：能起作用的人的“分配优势”，碰巧与“好制度文化”一致，以至于这个“好制度文化”对他们好，也对整个社会的多数人好。一个社会的廉洁，最后就取决于制度与文化组合的突变。但是，文化有缺口，制度有漏洞；腐败可以出口，廉洁却难以进口。社会的病要比人体的病难治得多，这也算是人性弱点的可悲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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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想曲线救国，也确实救了不少敌占区的人民，可他的背叛给中国人带来的耻辱，远远超过他给人民所减轻的痛苦。更具体地说，有些因为他而减轻了痛苦的中国人，可能宁可选择“宁死不屈”;而那些他的投降涉及不到的中国人，则可能因为他而增加了耻辱的痛苦。可见，茅先生的最大错误，是把“物质利益”当成了人民的唯一利益，完全忽视了人民的“精神利益”，完全无视背叛或耻辱可能是更大的痛苦，完全不顾“好死不如赖活”的个体投降不同于“好死不如赖活”的整体投降。 精神利益可以高于物质利益，个体投降不同于集体投降，外部争主权不对立于内部争民主，一些人的逻辑不是也无法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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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30 20:17:09
福山从长远考虑“赞成美国制度多于赞成中国制度”，同时又“不认为两种不同模式必然一个好一个坏”，表明其“历史终结论”含糊而不 严谨。他的学者中立态度比较明显，但他对民主制度和中国的“新党国体制”显然还有认识差距；“历史终结论”名声很大，可福山的逻辑能力还远没能到达应对自如的地步。福山 认识上有问题，相比之下，张维为则似乎有愿望代替认识的问题；福山对“历史终结论”不够坚定，而张维为的“西方民主昙花一现论”则过于草率。即便张维为对后进民主国家的判断是公 允的，他对先进民主国家的判断还是论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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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家族继承的权力终身制”使得“持续的统治能力”一再面临困境，内耗只是“家族继承终身制”导致制度性争权夺利的表现，秦朝的短命也只是秦始皇和秦二世比别的君主更缺乏统治能力的结果。也就是说，“持续的统治能力”是被“家族继承终身制”规定了的模式化制度问题，“家族继承终身制”凸现统治者个人和家族狭小基因库在统治能力上的“可持续缺陷”。具体的统治行为带有历史的特殊性和偶然性，朝代的寿命便是制度化的“可持续缺陷”的必然性与统治行为的偶然性的混合结果，统治能力的随机波动就以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循环”展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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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好坏不用讨论，要讨论的是未来可测性的程度和依据；规范问题不用争，屁股决定脑袋，问题是实证认识。不管是“左公知”还是“右公知”，当你用愿望来代替认识时，你看到的就是事物的价值而不是事物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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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18 18:52:12
在我看来，周濂通过展望一个美好未来，而把当下的“公知争斗”问题给取消了。可真正的问题是，即便利益分化足够明白、足够彻底、足够公开，即便各种利益集团，真的能够开诚布公地发表观点、选举代表、就政治权力和财富分配进行理性的博弈，“公知争斗”的问题依然还会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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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之间是一个有趣的对比，政府执行力弱的印度存在运行绩效问题，政府执行力强的中国则存在公民权利问题。谁超过谁只是个数字问题，关键还在于现实的感受，而不同的中国人对会不会落后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经济上未来40年印度确实很难超过中国，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还年持续多久呢？在我看来，预测印度经济在2050年赶上中国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中国问题而不是一个印度问题，“印度赶超中国”与印度无关，而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是否会陷入危机有关。更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两国的政治经济现状基本保持不变，那么未来40年印度经济确实根本不可能超过中国，而如果中国政治经济危机的概率高于印度，那么未来40年印度经济随时都可能超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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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现在最关心的是，《环球时报》说自己没有鼓吹“适度腐败论”能不能成立？《中国青年报》批评“环球社评”主张“宽容腐败论”又有没有道理？“环球社评”在反腐的明处是错的，“中青评论” 在反腐的明处是对的，但“中青评论”在反腐的暗处却错了。“中青评论”以为现在的要害是把好制度先搞出来，好制度能不能有好运行以后再说。我则认为，好制度出不来除了有既得利益的原因外，还有中国人“抱着树喊坎树”、“不能把书面与现实统一起来”的制度文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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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基本分析可以被归结为一个“双逻辑框架”，即用“自由与福利”和“权力与责任”的对称性来分析现实。他不再强调用“低自由”去解释中国的“高发展”，“民主制度的困境”和“低自由发展论”正是我以前批评秦晖的两个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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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事生非者喜欢搬弄私人问题的外在形式而不讨论学术问题的实质内容，但“假打”决不是“打假”。如今，用“假资格信号”腐蚀学者的不仅是中国的制度环境，徐开彬这样的“假洋鬼子”也难逃其责。“不谈问题、大谈虚名”的风气很难改，但也该变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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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2-07 15:31:59
当一个经济制度激励的更多的是“赌业家精神”而不是“企业家精神”时，当一个金融制度只许州官放火而不许百姓点灯时，每一个中国人都可能变成铤身走险而沦为祭品的吴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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