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样思考，就会发现非常状态和日常状态并非截然可分，所以政治制度也并不是在某种绝对的状态下运转。它在每种状态下的表现，都是它本质和能力的一个具体表现，不能割裂来看。

战争是非常状态，但即使是在战争中，生活的很多方面，甚至军队中的一些活动，仍是按日常法律和制度在进行。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也都能听到警笛声响，警笛就是非常状态的示警。在发生刑事案件、交通事故、火灾、群体性事件、游行示威、暴力抗法的时候，日常社会中的某一部分、在某一时刻下，也会处于紧急状态。

举一个例子，在2015年天津滨海爆炸案发生后，美国某电视台记者到现场采访，中国消防队员告诉他不能进入现场，遭到该记者助理的推搡指责。后来该电视台在新闻中播放了这段视频，声称中国限制新闻自由。

这是一个典型的双标现场。因为在美国，警察和消防队员在特殊情况下是有现场独裁权的，那种情况下，日常的权利就中止了，任何人必须先无条件服从。这就是一种小规模的紧急状态。所以那家美国媒体，在自己的国家是断然不敢这样做的，除非他有几条命，否则是不敢对消防员或警察做出肢体冲突的。

近年来，中国警方加强执法，慢慢大家也懂得了警察发出的口头命令是使用暴力的前奏。这样做有好处，确实中国社会上一些人习惯性不尊重法律和秩序。所以我们会在看到一些嚣张跋扈之辈被警察强制时大呼过瘾。但是要知道这也是双刃剑，这种非常状态的频繁出现对社会也不是好事情，否则就会走向美国式的“法治”社会。

在美国，个人的轻微行为失当就会导致严重的法律后果，父母的一时气话就会威胁到子女抚养权，这不是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过度的法治和缺乏法治的害处一样大。中国社会应该重点鼓励和培育自觉守法的意识，同时保持人民警察的优良传统，不要让法治和人性对立起来。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出品的《东方学刊》最新一期，恰好刊登了一篇谈“例外状态”的文章，作者是重庆学者方旭教授。文章就讨论了“宪法专政”的问题，有的国家采取的是议会专制，如法国的“围困状态”法。英国行政机关可以绕开议会实行紧急状态。美国采取的是总统紧急权。

文章指出美国1978-2018年的40年中宣布了58次紧急状态，克林顿时期就宣布了17次，小布什13次，奥巴马12次，平均每年1.5次。这么看，我们就理解紧急状态不是那么遥远。观察者网很多读者应该还记得去年特朗普总统和国会民主党斗法时就动用了紧急状态。

所以，对于一个政治制度而言，应对非常状态本就是其更基本的功能，而且往往是更“底层”的功能。手机和电脑操作系统日常都有很多功能，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就会进入安全模式或节电模式。人的身体在正常功能之下，也隐藏着底层功能，特殊情况下才会激发出来。我们在评价操作系统品质或身体素质的时候，就像评价政治制度一样，应对非常状态应该是基本要求。能够应对非常状态不一定证明它好，但不能应对非常状态则是没有达标。

能不能应对和愿不愿应对也是两码事。西方国家制度也都经历过战争和危机，因而它有能力转换成紧急状态。问题是要不要转，何时转，转多大。这些问题就不是制度的功能决定的，而是制度的价值决定的。

这次抗击新冠疫情，中国制度反应迅速，有很多层次的原因：

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社会主义不是以追求利益为最高目标的，在中国政治中，最大的政治正确是人民利益至上。所以涉及到大量人民的利益、关切乃至生命安危的问题，会自动升级到优先级。这个说起来似乎很空，但是在实践中其实不空，因为这种价值导向会在制度日常运转、资源分配乃至官员升迁中润物无声地发生“内化”，基层领导干部再没有政治素养，也知道出了群体事件、重大安全事故、疫情，都是天大的事。所以，中国制度转向非常手段来应对危机的门槛相对更低，效率更高。

当然，一些弊端也是因此而起，有时会导致不分是非、“按闹分配”、“死者为大”，还有一些地方发生事故后会瞒报、少报，扶贫等基层工作中会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确实有官员腐败、渎职的情况，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其背后逻辑是怕出事，不是不在乎群众利益，而是太害怕相反的后果。就像孩子说谎往往是因为怕犯错，虽然我们不能像宽容孩子一样宽容乱做为、不做为的官员，但是也要客观认识其行为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