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的一带一路，就是中国式秩序逻辑的继承和创造，当然这次我们不是为了大一统，而是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最近美国人康纳写了本书《超级版图》，高度认同一带一路做的事情，提出世界正“从政治空间构成转向功能空间构成”，他认为与中国“互联互通的硬实力相比，缥缈的软实力则略显苍白”。

这样一个功能性的共同体提出了一个要求，就像流浪地球的联合政府一样，需要由专业的人来管理。这一点也体现了中国贤能政治的传统。

中国自古尚贤而不尚众，治理国家是种科学，需要专业的能力。古代官员和士大夫治理国家的智慧和具体技术，在人类的前现代阶段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读读中国史书中的各种典、志、政书，没有任何其他文明堪与比肩。我们今天的政治家和官员政治经验和治理能力，同样普遍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

一位美国学者曾对我讲，中国的省部级干部的能力要远高于美国的部长、州长，他认为原因是中共的培训体系，这个理解太狭窄了。我们可以对比美国，去年4月，扎克伯格在美国参议院接受质询时，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Orrin Hatch问了一个问题：facebook为何不收费还能活下去。害得小扎差点没笑出来，回答说，我们有广告啊。Hatch干过40多年参议员，算是资深政客了，竟然问出这么低级的问题，如果不是有利益交换故意放水的话，他的政治能力实在堪忧。

第三，共识

任何共同体的成员，都要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个性，增加共性才能共存。教化，美国归化。

但是只要是个群体，就一定会有内部分歧。

中西历史区别，派系。刘慈欣作品中对派性这个问题比较敏感，《流浪地球》中有飞船派和地球派，原著中地球派5000多联合政府官员和士兵被处死。《三体》中有拯救派和降临派。

《内战》了解下

马基雅维利研究罗马以来的历史时发现：“在每个共和国都有两种不同的派性”（《李维史论》）实际上远不止两种，比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的党争堪称历史奇观，也就今天的美国可相提并论。可以说从希腊、罗马、中世纪城邦一直到今天的所有自由民主国家，一个普遍现象就是派系斗争。美国制定宪法时的关切之一就是怎样避免出现党派斗争，华盛顿总统告别演说也批评了国会中出现的派别。可是，最终美国还是未能逃脱党派政治。美欧现在都处于派性上升的阶段。

中国也有党争，但少得多，而且主流观念上是反对的，“君子不党”，出现党争大都是末世之兆。

影视剧中的魏忠贤 图/豆瓣电影

这是怎么做到的？

文化上，中国从古到今就是向心性的，通过一种聚合性的文化，“为万世开太平”。

社会上，中国通过逐渐消除贵族制而消除了派系斗争的一个主要根源。（西方现代制度直接源于中世纪贵族制，贵族制也一直是派系斗争的主要渊薮。所以派系斗争乃是议会制度的孪生物。章太炎早在20世纪初就发现西方之所以产生议会制，实源于封建传统，“欧洲诸国宪政初萌芽，去封建直三四百岁。日本且不逮一世”。“名曰国会，实为奸府”）现代社会，代替贵族阶级是资本的力量，要想将派系斗争的破坏力控制在最小的程度，就要求在资本和政治权力之间划出界线，对资本加以有效制约和正面引导。今天共产党讲新型政商关系。

载体上，古代中国通过培育出一个全国流动的士人阶层，使之成为共同体凝聚性的粘合剂。这群人具有知识、治国术、国家关怀、天下眼界。在小农时代能够维系大规模共同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这样一群人。他的人生价值不是在自己的乡村，“田舍郎，天子堂”。从汉代就是异地为官，流官，今天也是。古罗马的军团、基督教的教士、伊斯兰教的军队和宗教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也发挥过类似的作用，但程度有限。

随着现代化进程，出现高度的社会流动。但是今天中国的党政干部体系，依然是在更高层次上发挥着类似的作用。这一群人不属于地方、不属于任何利益集团，而是党和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他们可以到别处去挂职，到乡村去蹲点，对口帮扶，西部援建，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大共同体维系凝聚和活力的血液。相比起来，选举制度最大的特征是地方性，而且会把地方性带入到国家政治中，形成了新的派系斗争之源。西方自由民主制让各种利益在政治中博弈，自然不能说它完全没有优点，但是今天西方面临的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制度也难辞其咎。

第四，吸引

中国历史上大规模共同体的实现，不仅仅是文化上的“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更是一种利益和权力的奖励机制。

举个例子，中国古代的科举和官僚制度用一个特定的知识体系来分配政治权力，使更大的范围内人们都愿意学习汉语、学习儒家经典、通过客观性的选拔机制加入到权力中心，获得超越地方性的更大权力杠杆，最后形成一个大家共有的政治生活空间。在今天的欧洲一体化中也存在的类似的现象，比如像北爱尔兰这样的地区，在参与欧盟政治的过程，获得了更好的议价条件，一些落后地区通过加入一体化议程，得到了额外的资源和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