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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委:山西老板公开谈“围猎官员” 安插卧底
关键字: 受贿人行贿人反腐编者按:以“情报圈”刺探官员喜好,以外币、银行卡“行礼”,花样出击的中国行贿人,在反腐热潮中不断被曝光,但无论是徐明还是诸多国企领导,均未见其受罚情况……被查办总人数递增同时,观察人士却指出,个案中大量行贿人并未被严厉追责。这与查办案操作难度有关,与不得不进行的“截断”有关,也与过往“重受贿轻行贿”的观念有关,更深层则指向文化和权利氛围。
一线调查
“刑九”前行贿人多被“轻处”县处级成主攻对象
《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让长期匿于受贿者“光环”之下行贿者的命运,走向前台。多位律师反映,在此前他们接触的案件中不少行贿者,并未被判刑。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与受贿人被判刑入狱相比,行贿人全身而退的现象,并不罕见。“重受贿轻行贿”的背后是贿赂案取证困难、相配套制度的缺失。
除了较少被追责外,近年来,行贿人“围猎官员”的手段却愈加多样化,这也增加了侦办难度。这些创新着行贿手段的行贿人,往往又是侦办中需要依靠的证人。“许多案件中,办案机关期待行贿人成为证人,这就导致对其行贿行为的追究,可能会被减轻。”有办案机关人员曾撰文称。
观察人士认为,县处级干部或许是中国行贿人的最大“目标群体”,这与这一层级官员权力行使及被监督状态有关。因此,打击行贿,更应从深层制度设计上“预防”。
大多“安然无恙”
在《刑法》修正案(九)之前,受贿人已入狱服刑,但行贿人被追究刑责的却寥寥无几,这在司法实践中并不罕见。如2014年审结的刘铁男一案中,人们至今无法从公开渠道,获得涉案行贿人被追究刑责的信息。同样,在薄熙来案中以证人出现的行贿人徐明,人们无法获知其行贿行为是否被追责。
“我经办的案子,如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刘志远受贿案,所涉29名行贿人无一追究刑事责任,其中商人五六个,其余皆为下属,绝大多数为中层处级干部。”北京市紫光达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倪泽仁说。
据了解,目前刘志远案所涉行贿官员均在正常工作,有的甚至得到换岗提拔。
“云南昆明铁路局原局长闻清良受贿案,主要是其在山西任职期间,判决认定他曾为6家单位解决铁路运输计划问题,收受财物。闻清良被判死缓,但6家单位的老板无一追究刑责。”倪泽仁表示。
铁道部窝案爆发后,闻清良因受贿2000余万元被判死缓,铁道部运输局原副局长苏顺虎因受贿2400万元被判无期。在这两起案件中,有一个共同的行贿人分别向苏顺虎和闻清良行贿85万元和200元万元。
据判决书,2003年至2008年间,苏顺虎利用担任铁道部营运部货运营销计划处处长、营运部副主任、副局长兼营运部主任期间的职务便利,接受某焦化公司总经理张×1的请托,为该公司提供帮助解决煤炭运输等问题。张×1先后三次给予苏顺虎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85.96万元。
闻清良在2005年~2010年五六月间,利用担任太远铁路局总调度长、运输处处长、太原铁路局副局长期间的职务便利,接受曲沃××焦化公司张×1的请托,为该公司提供帮助解决铁路运输计划等问题,单独或伙同情妇钟某,先后多次收受张×1的款物折合人民币200余万元。
据知情人士透露,判决书中所涉“张×1”系同一人,是福建商人张某某。“铁道部窝案爆发后,张作为证人作证,他自己还在办自己的公司,用自己的煤炭生产线,仍可以招标。”上述知情人表示。
另一位正在办理某市委书记受贿案的律师介绍,该案马上就进入审判阶段,行贿人有谁、额度多少等信息均已确认,但是给该书记行贿的公安局长、区委书记、县委书记均仍在职工作。
“因为行贿所得到的实际利益或者收益,按照法律规定是要没收的。但不追究行贿人,这一部分就没办法收缴了。”倪泽仁表示。
于是,不知深层缘由的公众,看到行贿人最终被“轻处”,往往就此释放负面评价,甚至猜疑四起。但事实上,这背后确有可值得讨论的根由,涉及法规,更涉及真相,比如这个所谓的“行贿人”,虽然是一个被索贿的对象,但有巨大立功表现呢?
“轻处”背后逻辑
“每一个落马的地市官员背后,都有数十个乃至数百个行贿人;一个央企老总出事,其下属几十个公司部门经理都会因行贿而被协助调查。”一位检察机关的副检察长表示,不仅行贿人数众多,行贿金额也令人瞠目,动辄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
“中国是个熟人社会、人情社会,再加上我们从计划经济年代走过来,人们形成了‘有事找熟人’的观念,而找熟人往往是拿钱开道的。最初是用礼品,礼节性的意思意思,可事情大一些,关乎升官发财的事情,礼品力度就不够,必须拿钱收买了。”上述副检察长表示,民间甚至有“人托人能搬动泰山”的说法,这是行贿人数量惊人的一个基础背景。
“我们查处了一个市委书记,查到直接行贿人有60多人,但实际上潜在的行贿人更多。”一位反贪局局长表示。
该局长表示,首先,查处一个官员,可能牵出数十人乃至上百的行贿人。
“查处了一个县委书记,该县80%的科级干部可能都会牵扯进来,这也给办案带来很大挑战。”该局长告诉本报记者。
“目前来看,经过近两年的反腐推进,不收手顶风上的‘老虎’越查越少了,但是下边的‘苍蝇’还没有收敛。这些人在受贿的层面里属于第三层面,这个群体也是庞大的县处级。”该局长表示。
查阅那些由查办案单位人士撰写的文章,不难发现,区县级官员往往被认为是“贿赂主要目标”。撰文者往往总结认为,这一现象与该层级官员权力运行状态有关,更与其面对的下属、商企业数量有关。
“实际上受贿案件查处成功,是行贿人配合的结果。行受贿双方往往一对一进行,检方很难拿到证据。如果行贿人不配合,对受贿罪的指控就很难落实。”倪泽仁表示,配合的同时相对应的则是有可能从轻处理。
出于各种综合的考虑,一旦检察机关有要求,行贿人基本都会选择配合。
京师律师事务所刑辩律师许浩介绍,司法实践中,大多数行贿者都会主动交代行贿行为,以求从轻判刑或缓刑。
“一个官员被提起公诉后,其身后总有几个甚至几十个买官的官员和逐利的商人协助指控,正是在这个程序中,这些行贿的官员、商人,完成了从一个行贿人到污点证人的华丽转身。”倪泽仁表示。
- 责任编辑:何书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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