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于任何一个有勇气阅读报纸的人而言，大西洋彼岸的民主资本主义（也就是曾经一度拉动战后繁荣的引擎）已经陷入危机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

饥饿，无家可归，水资源供应中出现的有毒化学物质，还有负担不起的房价：所有这些议题都再度被提上日程，甚至一些最繁荣的国家也无法幸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生活水平令人惊讶的降低也是如此——40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最终要自食其恶果——所以上述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也没什么可让人意外的。

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无家可归者的群体也在不断扩大之中

伴随着中东一系列战争的溢出效应——先是难民涌出，现在又是欧洲心脏地区不断增加的恐怖袭击——我们的经济和政治萎靡看起来愈发严重。叛逆的平民主义力量，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能轻易地抨击精英，这一点不足为奇。从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到巴黎，掌权之人凭着自己的无知和无能，完成了一系列壮举。其中之一就是，他们让唐纳德·特朗普看起来像个能拯救地球的超人。

民主资本主义似乎演化出了一个合法化危机——这个古怪的制度试图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也即少数人制定的隐性规则）与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即多数人决策的显性规则）相结合，从而孕育了潜在的危机。

“合法化危机”这一词语，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使用后开始流行，这一词语巧妙地捕捉到了两者之间的不和谐因素，也即我们的政治机构设定的既定目标是为了追求平等、正义和公正，然而如今严苛的政治现实却截然相反，那些完全相同的机构常常成为了支持那些价值发展的绊脚石。

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最初的概念是强调它在文化维度上的含义，因为正如他当初假设的，尽管激进分子对福利制国家有所诟病，那些平稳运行的福利制国家仍旧能够减少社会差距，使劳动者享有更多权利，并能使他们在不断增长的经济蛋糕中分得更大的一块。

这一论述在时间的检验中变得不那么坚不可摧。十年之后，有一点变得十分明显，那就是各国政府都不得不去寻求种种方法以继续满足劳资双方——这一趋势被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主要支持者沃尔夫冈·施特雷克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起初是通货膨胀，之后伴随着失业率上升，继而引发国债增发，最终走向金融自由化，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私人债务，这样国民至少可以通过借钱去消费那些原本买不起的东西，而政府则屈从于新自由主义的教条，坚信着财政紧缩政策所能带来的种种好处，无力承担更多的资助。

然而，没有一种解决方案能够奏效，仅仅只能推迟而不是解决这一合法化危机。如今，全球的精英们面临着两种选择来解决这一危机。

一个选择是接受那些支持伯尼·桑德斯或者唐纳德·特朗普的反正统的民粹主义。尽管这两者在很多社会和政治的议题上持有异见，但两者均反对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化上所达成的共识，并且挑战了一些社会的主流观点，例如关于自由贸易的优点（正如一些诸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的条约中所规定的那样），以及美国应该在国际上扮演一个强势角色的观点。他们都倾向于让美国选择一个更孤立主义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