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就在我大学毕业几个月之前，柏林墙被拆除了。记得当时我和几位同学先从英国东南部的港口城市多佛乘轮渡到比利时西北部的泽布勒赫，然后连夜搭车赶到了柏林，为此我们还逃了课。我们是带着锤子和小丁字斧去的，回英格兰的时候我们甚至还随身带回了从柏林墙敲下的几块碎砖。在那个历史发生的现场，我们无比激动，而且颇感自豪，因为并非每个人都有机会亲身经历那样的历史时刻，当时我们认定——历史站在了我们一边。现在，我仍然抱着这样的希望。只是未来呢？恐怕我们不会再有这样的自信了。

在那10年之后，我成为美国财政部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曾在克林顿时期担任第71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及哈佛大学校长。曾因研究宏观经济所取得的成就而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观察者网注）的助手，为他起草演讲稿。回想那几年，有一点让我十分感慨，就是当时我们内心那种自信，那种对美国道路强烈的自信，当时正是华盛顿共识如日中天的时候。可惜这一切已经一去不返了。劳伦斯·萨默斯与当时的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和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一道，此三人正是当时全球思想精英的典型代表。

虽然萨默斯先生平时脾气暴躁，言语粗糙，不过偶尔他也是个心思细腻之人——在犯下错误的时候，尤其如此。然而，看到情况在发生变化，他还是很懂得审时度势的。2008年的时候，萨默斯已经开始从上世纪90年代末那种西方胜利主义泛滥的心态中逐渐走出来。他当时抱怨道：“那些没有国家观念的精英心中只有个人利益，他们所做的事情并没有增进自己国家的利益，他们只是对全球宏观经济做出了贡献，这样的一群人竟然还能如此飞黄腾达”。2016年，他警告说：“人民对专家意见的耐心已经耗尽”。他建议人们接纳一种新型的“负责任的民族主义”，他指出：“政府的基本职责在于确保自己人民的利益最大化，而非追求全球公平正义这样虚幻的价值”。换句话说，精英阶层应该关注大多数人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而非大多数人关注精英阶层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我认为，萨默斯的想法已经十分接近真理。

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人们对自己国家的认同要远远超过对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认同。只有两个国家例外——哥伦比亚（原因在于这个国家几十年来一直处于残酷的内战之中）和安道尔（该国人口仅有不到8万人）。我们越是向全球机构（global bodies）让渡权力，我们内心反而越是对全球化进程产生抵触。

著名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曾提出“全球三重困境”（global trilemma）这一概念。他指出，我们不应同时追求民主（democracy）、民族自决（national determination，指全世界各民族，无论大小强弱，皆可自行决定自己归属的政府体制、执政政党组织、政治环境与命运等，这些决定不得为其他国家或其他政权所干涉——观察者网注）和经济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三个目标。这三者是不能同时共存的，必须舍弃其中之一。

中国选择了后面两个。中国领导人甚至拒绝对政治自由化做任何尝试。多党轮流执政在中国的前景仍然十分渺茫。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大多数西方国家对“民族自决”这一点并不支持。这一情况在欧洲十分明显。根据1995年失效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任何国家都可以随意否决任何一单生意。买与卖都应出自自己的决定，这不是很正常吗？如今，各民主国家已将处理WTO仲裁庭的官司视为家常便饭。例如，欧盟反对进口转基因食品和含有激素的牛肉制品，不过WTO在仲裁时并未支持欧盟的这一决定。其实WTO自己也承认，从技术角度来说，上述食品是否对健康有害还难以确定。如果这个星球上最大的贸易实体经民主程序制定的贸易政策都会遭到WTO几位未经民主程序产生的贸易法官的否决，那么其他国家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另外，民主的空间也在萎缩。昔日曾属于一国主权范围内由民主程序确定的很多事务，如今都已被纳入国际法和全球规则的范围。在达沃斯，人们能很明显感到作为一个国家能决定的事情正越来越少。达沃斯对欧洲问题的解答永远都是“促进欧洲一体化”（more Europe）；达沃斯对全球贸易壁垒的回应永远都是更有效地促进全球贸易。所以可以想见，各民主国家对批准相关协议文件并不十分热情。

记得上一次西方国家举行严肃认真的贸易对话还是在1999年的美国西雅图，当时大批抗议者将会场团团围住。此后各国领导人又于2002年在阿拉伯湾举行了对话，这一次要平静得多，抗议者寥寥无几。几年后，多哈回合谈判破裂。如今特朗普又扼杀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一协定凝聚了小布什和奥巴马两任美国总统的心血。特朗普还提出要重新评估克林顿时代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大西洋两岸签署此类协定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同时，英国也在放弃欧洲单一市场。

全球精英正在促成不利于世界经济的民粹主义思潮，而这一情景正是他们本身所害怕见到的。随着新科技的影响日渐壮大，全球化正在走向自身的反面。丹尼·罗德里克曾在哈佛课堂上问学生们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应该将民主价值推向全世界，还是应该将其仅仅限制在国内？”同学们无一例外都认为应该在全人类普及民主价值。可如果在欧洲范围内都无法做到使民主原则受到尊重，民主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及的可能性又能有多大呢？数字化民主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口号罢了。不过即使如此，民主的反面——独裁，其前景也并不乐观。

不可否认，中国的经济成就使其政治模式具有了某种光环。不过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相信没有人会愿意放弃投票的权利。这意味着我们只剩下唯一一个可行的选项：拆除带领我们走向深度全球化（deep globalization）的引擎，丹尼·罗德里克称这一前景为“弱全球化”（thin globalization）。我认为，“弱全球化”是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最后机会，对于拯救现存的国际秩序来说，这也许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上世纪90年代，著名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对于柏林墙倒塌之后全球化日益加速的美丽新世界提出了他著名的“金色紧身衣”理论（the Golden Straitjacket，弗里德曼所谓的“金色紧身衣”是指各国应放松政府监管、推行以金融及贸易自由化为标志的“华盛顿共识”。他认为，一个国家一旦套上这件紧身衣，接受了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就会经历相似的经济增长以及政府权力受限的过程，那些拒绝套上“金色紧身衣”的国家则会遭到全球资本的抛弃并陷入经济衰退。弗里德曼说：“当你的国家穿上‘金色紧身衣’时，有两件事将会发生：你的经济增长而你的政治收缩。国家的政策选择范围将缩小到像在只有细微口味差别的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之间做选择那样，各国的政策差别将是非常小的”——观察者网注）。

令人感到有点讽刺的是，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这意味着在那个柏林墙刚刚倒塌的民主全盛时期，各国却要为了实现经济增长而放弃我们十分珍视的民主原则。弗里德曼的洞察力十分了得，他对时代特征的感受非常敏锐。不过，他还是犯了一个小错误，“金色”一词是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紧身衣就是紧身衣，那是只有精神病人才用得上的东西。可是，当西方各民主国家都已经神志不清时，我们还能抱怨谁呢？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4月29日美国《大西洋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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