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既有国际秩序中的获益已经远远超过大家最初的预期。如今，这个卓有成就的国家已经开始着手制定自己的国际秩序了。国际贸易体系是否还会继续保持开放呢？这要看那些西方民主国家的反应，这些国家正变得日益敏感、焦虑和保守。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的同事们可以从实力雄厚的外国投资者那里获得支持。

多年来，很多西方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大量集中于中国等亚太地区国家。在今天的世界上，大多数跨境贸易都是跨国公司内部所需零部件或所生产半成品的跨境流动。例如，苹果公司iPhone手机的各个部件就是分别在9个国家制造和组装的。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目的在于从西方那里获得制造技术，这就意味着它们对供应链中的零部件征收进口关税并不合理。如今的生产模式已经与一家工厂生产某产品的所有部分并将其组装在一起的传统生产模式完全不同了。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劳动力资源，而且其国内消费能力也在快速增长，因此习近平主席的最佳盟友应该就是到达沃斯倾听他演讲的那些跨国公司的商业巨子们。

其实，中国已将自己的利益与众多跨国公司紧紧捆绑在一起。中国崛起的过程与西方跨国公司的黄金扩张时期几乎是完全重合的，而目前两者都受到西方中产阶级消费增长停滞的威胁。从宝洁（Procter&Gamble）到联合利华（Unilever），西方快消品牌正日益关注西方中高收入阶层以及新兴市场国家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并以此来规划自身的产品线。普通的西方消费者不再是他们主要的利润来源。在美国，公司盈利能力已经处于历史高位，可为何公司投资率却一直在低位徘徊？原因就在于此——西方中产阶级的消费者不再是大公司们的摇钱树了。在一些公司眼中，与将资金投入研发新产品比起来，把钱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反而是个来钱更快的途径。

对于中国来说，西方民粹主义的不满情绪可能会导致杀鸡取卵的蠢事发生。虽然与今年1月时相比，特朗普已明显降低贸易保护主义调门，不过中国人心里十分清楚：特朗普之所以赢得大选，部分原因正是在于他将中国描绘为偷窃美国工作的罪魁祸首。事实上，西方民众在收入上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与生产技术进步密切相关。即使是中国也在承受同样的压力，生产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大趋势是不可阻挡的——虽然中国诸多产业的附加值不断提高，但是其制造业部门所吸纳的就业却也在不断萎缩。可以这样说，在沮丧的低收入或已经失业的西方选民面前，与抽象的自动化生产流程相比，中国是个更加合适的替罪羊。

与西方上层精英相似，中国也对西方日益失势的中产阶级的怒火颇感忌惮。虽然达沃斯汇集的各路人士非富即贵，但一般说来，那个场合很少有人确切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一问题。每年1月，人们对达沃斯论坛的观感往往是：论坛参与者对外面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并不十分了解。达沃斯论坛第一次发布年度报告是在2006年，当时报告将重点放在了预防流行性疾病和打击恐怖主义两方面——此前一年亚洲发生了流感危机，而伦敦则发生了地铁爆炸案；2015年，达沃斯发布的年度报告受到前一年“克里米亚事件”的影响，重点围绕地缘政治危机进行了阐述；2016年1月，埃博拉病毒大规模传播已近尾声，达沃斯却对流行性疾病的威胁表达了担忧。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见，达沃斯论坛最擅长的便是从最近刚刚发生的事件中获得预测未来的灵感。其实这也无可厚非，常人大多如此。不过，达沃斯论坛却将这一毫无技术含量的“预测”做成了自己的品牌。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曾经说过：“导致语言表述不清晰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讲话者真诚态度的欠缺。当一个人表面上宣称的意图和他内心真实的意图之间并不一致时，他会像乌贼故意释放墨汁一样，本能地使用冗长的文字和大费周章的说法，以此来搅乱人们本来清晰的思路”。以此判断，全球化时代的精英们的确在隐瞒一些事情，不过我觉得他们隐瞒的对象主要是他们自己。这些精英们呼唤“思想领导力”（thought leadership）和“颠覆性思维”（disruptive thinking），而他们的真实意图却完全相反。无论问题的本质如何，那些冠冕堂皇的名词，诸如“弹性”、“全球治理”、“多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数字广场”等等对他们而言就是所有问题的解药。战争太频繁了吗？那我们就需要多多展开“合作”；流行性疾病全球爆发的风险太高了吗？那我们就应该让“多利益主体”参加进来；民粹主义已经席卷西方世界？那为何不重建对“全球治理”的信任呢？

无论这个世界上出现何种问题，达沃斯都能拿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不过，那种以拉丁散文风格写就的解决方案总给人以无关痛痒、避重就轻之感。达沃斯年度报告对用词的精雕细琢也暴露了一点——达沃斯过于关注公众对自己的评价了。其实，在问题面前，民主从来就不是找出解决方案的合适手段。如果中产阶级内心充满了怒火，那他们就更应该认真地倾听。

面对在西方狼烟四起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潮，达沃斯论坛2015年报告开出了如下药方：“如果缺失基本的信任，国际上便无法达成任何共识。其实，我们所肩负的责任并不仅限于政治范畴——跨国公司和世界各地的消费者也有自己的利益。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全球合作，共同抵制日益高涨的经济利己主义思潮”。我来把它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英文，这段话的意思是：西方各民主国家必须更多地考虑跨国大公司的利益，一味地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是不正确的。中国已经从外国直接投资中大大获益，由于大量工厂从西方国家转移至中国，西方社会都认为是中国导致他们失去了收入增长的潜力和工作机会，达沃斯2015年报告开出的药方在很多西方人听起来是非常空洞和虚伪的。

另外，在国际关系领域多极失序（multipolar disorder）的问题上，达沃斯也有自己的想法：“在解决（多极失序）这个问题时，我们要展现弹性，要有创新思维，而且要在多个利益主体之间展开对话”。这就不需要翻译了吧？达沃斯一直在说我们应该有创新思维。没错，我们的确需要这种思维，可到底什么才是所谓的“创新思维”呢？

达沃斯论坛2017年报告已经发布。事实证明，这座被阿尔卑斯群山环抱的小镇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隔阂有增无减。特朗普去年赢得美国大选，世人一片惊惶。根据达沃斯论坛一贯的风格，今年面世的这份新的年度报告一定会不同凡响。

鉴于移民危机（immigration crisis）已经对欧美政坛造成严重冲击，这份报告提供了如下解决方案：“在某种程度上，移民带来的文化相容性问题可以通过加强沟通交流来解决。调查数据显示，如果政府善于就外来移民入乡随俗的情况向公众进行及时详细的正面介绍，那么选民就可能在移民的文化相容性问题上改变最初的悲观看法”。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这是在告诉接收移民的政府，应该提高与民众沟通的技巧，要让老百姓相信移民没有带来任何问题。

另外针对西方出现的民主危机，该报告指出：“在对一个社会实施治理时，应该善于利用科技手段。这不仅仅意味着可以借此提供更快、更透明、更人性化的社会公共服务，而且我们还可以构建‘数字广场’（digital public square），以便政治领袖与民众之间可以实现更直接的交流”。听了这条建议，政治家们是不是应该每天在网上多花些时间了呢？也许，这份报告的起草者应该先在网上看看人们到底都在说些什么。一位对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推特竞选模式颇有微辞的选民说：“我没有感受到一个真实的人，这就好像一个网站而不是一个人在参与竞选一样”。如果这就是所谓的“思想领导力”（thought leadership），那么该如何对这一领导力表达服从就成了一个问题。达沃斯已经成为全球精英汇聚的图腾，不过这些精英却缺乏倾听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