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额尔瑾】

这几天，《破冰行动》收尾了，除了让人吐槽满是BUG的结局，剩下讨论最多的就是这个故事的原型，也就是发生在广东省汕尾市博社村的扫毒行动。这个村有着“第一制毒村”的名号，抓捕时就以捣毁制毒工场77个和1个炸药制造窝点，缴获病毒2925公斤、K粉260公斤的“战果”，震惊全国。可以这样说：全村1.4万人，近3000人涉毒！

剧中警员去暗访塔寨，居然看到这样的横幅明目张胆的挂着，本文图片由作者收集，下同

而这件事其实还真发生过，据《南方法治报》报道，在博社村村口，垃圾堆放处曾立了一个落款为“村委会”告示牌：严禁乱倒制毒垃圾。对，就是这么明目张胆！

当时的博社村，到处都是麻黄草残渣和成堆的“康泰克”药盒和胶囊。甚至有小学生利用寒暑假，将“康泰克”剥开，倒出里面的粉末，一个月可以挣到1万多元。

是什么能让一个村子里大部分人都投入到了公然贩毒这样的违法活动中？除了利益的诱惑，在疯狂的数字背后，我们不得不忽视的就是宗族制度对村里人的影响。要知道，贩毒不是别的，是掉脑袋的勾当，一般毒贩编织的网络都必须十分可靠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而宗族这层民间力量，恰恰成为最坚实的基础。

宗族的发生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其达至鼎盛是在明朝之后。宗族的发展在地域上并不平衡，在江西、广东、湖北、湖南、福建和浙江一带比较发达，在秦岭黄河以北的地区则要薄弱一些。长久以来，宗族都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对乡村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根据社会学观点，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存在家庭—家族—宗族这样的基本社会结构。在由一对夫妻及其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基础上，形成包括夫家父母在内的主干家庭，乃至包括诸子、诸孙共同组成的联合家庭。由家庭扩展而出的，就是家族和宗族。一般来说，同一高祖的血缘群体称为家族，也叫“五服之亲”或“五属之亲”。高祖以上某代祖之下的血缘群体则可称为宗族。归根结底，宗族制度是以“血缘”为聚合的基点。

南宋时期的儒学大家朱熹曾提出一种理想的文化政治管理图式，将宗族文化作为政府监督、管理民间社会的重要手段，即“聚之以族，约之以礼，族睦而国泰。”当一个家庭扩大到家族直至宗族，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小社会。这样一来，就需要“礼”对人的规范约束，正所谓“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孙诒让：《周礼正义》）

明后期至清代，闽南一带的宗族文化已实现了高度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尤以祠堂、族产、谱牒为三大标志。祠堂，是一个宗族祭祀祖先的重要场所，是宗族成员进行集会的场所，满足了人们从事各种文化活动的需要。族产，则是宗族内部处理经济问题的集中表现。在宗族耕田中划分出一部分作为“族田”，由族人们轮流耕种，耕种所得则归宗族共同所有，形成了公共所得的族产。

族产具有诸多用途，除了保障宗族祭祀所需的经济开销，还用于资助族内子弟读书赴试，援助族内弱势群体等等。至于谱牒，则是以族谱的方式记叙宗族源流和传承过程，并为族内杰出人物立传，警戒族内违规之举。通过祠堂、族产、谱牒三大制度在宗族内部的合理运作，闽南的宗族形成了牢固结构。

电视剧原型博社村祠堂，这里的40座祠堂代表着错综复杂的宗族关系

宗族组织与村落组织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宗族这一作为小传统社会的集团组织，一方面通过其对族内的控制来体现这一小传统社会的特有组织，另一方面通过控制村落政治或参与村落政治和大传统社会发生联系。宗族权力本是宗族内部的权力，与国家政权不直接发生联系，但由于近代的政治形势变化和社会动荡，国家政权渐向乡村渗透，试图通过民间的诸如宗族之类的组织，达到对社会的控制。

清朝雍正时(1723-1735年)，在广东推行保甲，对一些不能编甲的巨堡大村，设立族正以行察举之职。乾隆时（1736-1795），巡抚陈宏谋在江西也曾根据江西聚族而居的情况，奏准给予族长官牌，以约束族人，使族权具有了政权的性质，但不久即废止。

道光十年(1890年)，政府才下令重新给予族长以行政权力， “该省通省皆聚族而居，每姓有族长绅士，凡遇族姓……切听族长士绅判断……如有不法匪徒，许该姓族长绅士捆送州县审办。”（《清宣宗实录》）这也仅限于局部。近代以后，由于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清政府被迫改变政策，于咸丰初年规定“凡聚族而居，丁口众多者，准择族中有威望者一人为族正，该族良莠责令察举”（《户部则例九十九卷》）至此以后，族权开始普遍在基层与政权相结合。

当太平天国进一步发展，清政府又被迫准许在职官吏各回本籍凭借宗族势力举办团练，这样甚至把平时国家才能具备的拥兵权也下放到地方宗族了。这虽然是清政府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但对地方宗族势力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发展良机，宗族势力在这一背景下经历了一个膨胀的发展时期。

民国历届政府虽无明令授予族长权力，却对地方宗族中的士绅都格外重视。国民政府推行的乡村自治，也是借重地方士绅来加强其统治。而在实际上，宗族组织确实也在近代动荡的社会中保持了超然的自治状态。如广东在推行乡村自治时，区长、乡长、村长、里长等都由宗族当权者所荐之人充任，有许多族长干脆就自己兼任这些职务，这样村落的自治成为血缘和地缘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