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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建国:中国应追随特朗普减税脚步?可别掉进某些人的陷阱里了
关键字: 特朗普减税特朗普减税美国减税新自由主义金融危机“(特朗普)政府说,减税将带来经济增长,从而抵消税收收入下降的影响。这是借用了罗纳德•里根的顾问亚瑟•拉弗(Arthur Laffer)的观点。虽然说减税应该会对需求构成短暂的刺激,但过去20年里没有证据表明减税能持续地促进经济增长。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和2003年的减税并未让经济出现增长。奥巴马时代的减税也一样。而在1990年,在老布什增税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连续5年提速。比尔•克林顿任总统期间,在增税的同时经济实现了强劲增长。历史并不支持拉弗的观点。世界上没有能够让减税‘自行补偿’的点金术。”
“全面降低整体税率往往不能(导致资本投资增加、刺激经济扩张)。上世纪50年代时,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是90%,企业税率是50%以上。如今两者均在35%左右。许多个人和企业利用税收漏洞,实际税率远远低于这个水平。然而,上世纪50年代实际GDP和实际人均GDP的增速均为本世纪头十年的两倍多。正如巴菲特指出的,人们投资是因为他们认为能赚钱,而不是因为税率的缘故。”(英国《金融时报》 社评《特朗普减税计划异想天开》,2017年4月28日)
很明显,靠减税从来就没能促进美国经济的增长,里根以来美国盛行减税,经济反倒是越来越糟;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税率远高于当下,经济增速却远高于当下。
既然减税并不能促进经济繁荣,那么特朗普政府为何全力推行呢?这样做对谁、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或者说,推行减税政策的动力从哪儿来的呢?
特朗普税改方案
三、助长脱实向虚与贫富分化——减税的负面危害被忽视
减税的正面作用被夸大的同时,其负面危害则被严重低估或忽视了。
减税成为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始自里根时代,其大背景是,二战结束后开启的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或战后繁荣长波,到七十年代初期结束了,传统的大政府或凯恩斯主义措施应对新形势的效果不如既往,这时候,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革命应运而生,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当作扭转经济颓势的灵丹妙药。
新自由主义一揽子药方里面,重要一剂就是减税,除此之外还包括压缩政府开支、压低劳动力成本(这通过压制工会、压制最低工资涨幅等措施来实现)、减少对企业的监管尤其是鼓励金融自由化,等等(因为美国国企很少,美国之外的国家的新自由主义举措中,还多了一项大规模的国企私有化,典型的就是英国的铁路私有化)。
如前所述,减税并不是直接作用于扩大生产的活动,不是扩大增量,而是在存量内部进行再分配,即减税不是做大蛋糕,只是在分蛋糕。那么这个蛋糕分配的合理、公正吗?
很遗憾,不合理、不公正,减税的份额主要被富豪享有了,减税实际上是变成了对富豪或高收入阶层的补贴,而广大中低收入者并没有享受到减税的好处。一句话,现实中的减税就是劫贫济富。这次税改通过后,金融时报评论文章的标题干脆就是“只‘济富’的美国税改法案”,认为“该法案尽可能地为富人服务,这令人沮丧但并不意外。”
正是在减税等政策的作用下,赢者通吃贫富日益悬殊,美国沦为一个1%对99%的社会,用中国领导人的话来说,就是“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
甚至不少富豪对减税这种“补贴”都羞于接受。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巴菲特的一番评论广为人知:他的所得税只有百分之十几,而他的秘书的税负却高达百分之三十多。也就是说,美国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了反向的累进税:富人的税负比普通人的要低。
巴菲特:我反对向富人减税
2017年11月,美国非营利组织“责任与财富”(Responsible Wealth)发起一封反对特朗普减税的联名信,该信的400名签名者都是富豪,其中包括乔治·索罗斯、洛克菲勒家族的史蒂文·洛克菲勒等。该信开头即对国会呼吁:“我们是高净值人群,许多来自最富有的1%,我们致信提出一个简单请求:不要对我们减税。”不仅反对给富豪减税,该信还更进一步明确要求对富人也就是他们自己增税,因为制止减税改行增税,不光能够缓和贫富分化,还能够增加政府的支出,以此来补救教育、医疗、科研等已经长期被拖欠资金的领域,最终通过投资“国民”、投资科研来提高美国经济的竞争力。(《索罗斯等逾400名美国富人致信国会反对减税:请对我们增税》,澎湃新闻网2017年11月13日)
减税这一让富豪资本们多吃多占、巧取豪夺的手段,通过被美化为促进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而披上了合理性的外衣,成为美国资本集团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靠牺牲多数人利益来保证自己财富继续增长的法宝。再加上压低最低工资的增长、削弱工会力量,等等,这一系列手段合在一起造成了这样一个结果:美国工薪阶层实际工资近四十年不涨,富豪的财富却大为增加。
减税等一揽子新自由主义政策——里根以来美国指导经济发展的主要思路,不是把经济工作的重心放在做大蛋糕上,而是放在分蛋糕或抢蛋糕上——即劫贫济富,助长了美国资本集团的寄生性,促进了美国社会的腐化。如果说,美国的资本阶级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不光处在财富占有者的位置,很大程度上还同时承担着发展生产、创造扩大社会财富的责任,那么最近几十年来,对后一职能的行使的能力越来越弱化了,在其身上只讲占有、不讲贡献的寄生性倾向越来越浓。
与上述政策同步,加上金融自由化的政策,令美国越来越崇尚金融投机,越来越崇尚“赚快钱”、不劳而获、少劳多获、“空手套白狼”,传统制造业等实业越来越被忽视、甚至被抛弃,整个经济趋于“脱实向虚”,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泡沫破灭。我们都知道华尔街绑架了整个美国,美国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只是华尔街的纯金融公司,甚至就连美国的传统工业骨干企业,也都深陷到金融化与泡沫化的泥潭中。
大家都知道,由发明大王爱迪生参与创立的通用电气公司(GE)堪称是美国工业的象征与支柱之一。八十年代以后,通用电气进入杰克·韦尔奇时代,他顺应新自由主义的“时代潮流”,在苛待基层工人的同时,逐步将通用金融化了。其表现为第一,通用电气不再脚踏实地地做好本业,而是专注于企业在股市上的表现;第二,大力拓展非制造业业务,金融与地产的业务量竟然超过了传统的制造业业务量,通用电气不再是一家以制造业为主的企业。
杰克·韦尔奇,本来作为工程师来说是一个毫无建树的庸才,因为擅长资本运作,将通用的市值一再推向新高,他本人头上被罩上各类美誉,一时间风光无限。可是,市值在很大程度上是虚的,是不稳定的,通用的企业实力并没有真正与市值同步增长。杰克韦尔奇退休后,通用开始走上下坡路,2008年金融危机后,更是元气大伤。2015年,通用电气被迫大规模剥离自己的金融资产与地产业资产。(参阅杰夫·马德里克:《政府与市场的博弈: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的胜利与美国的衰落》第十二章,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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