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受到美国教条经济思维的影响，许多年轻人对MMT嗤之以鼻，一张嘴就贴标签说它是一种异端邪说。其实现代货币理论算不上啥理论，而仅仅是对货币体系变革及其现状的一个描述，只要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不要被各类经济学教科书催眠，睁开眼睛看看美欧日在干啥，有啥效果，谁得到好处谁承担代价，就不难明白其中道理。

许多经济学教科书的观点和命题都是在1971年货币体系与黄金脱钩之前形成的，这50年来各国大学经济系里的教书先生们没有及时地更新他们的知识和命题。而且受到美国学界的数学化风气影响，全世界很多专业学者根本不学习经济史、货币史和政策史，其中多数还是从数学和理工科转行进来的，做个QUAN就能拿个经济学或者金融学博士学位，所以不能指望他们有多少深刻的经济思想和政治理解。

2008年之后，之所以现代货币理论的声音越来越大，不仅仅是因为美国、日本的政策实践走在了理论和学术的前边，而且1971年以来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靠数学模型吃饭的经济学家们终于有足够的数据样本来重新构建认知了。

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暂时抛开所谓的权威理论和教科书观点，要实事求是地看事实和数据，然后再对MMT和全民基本收入的政治经济学本质做出判断。

而且有必要提醒大家的是，从政治和利益分配的角度看，现代货币理论与全民基本收入的组合，在政治光谱上就是左翼学者为市场经济所提供的解药之一，是替穷人和普通大众向资本和精英争夺利益。正是因为如此，美国左翼政治家桑德斯才会聘MMT旗手斯蒂芬妮·凯尔顿教授做政策顾问。

对于今天处于生存焦虑中的年轻人，尤其是中下层年轻人而言，这个方向的思路才能提供出路，当然我们中国学者应该有更加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改进版方案。而反方向的那些主张，比如限制杠杆率、限制债务规模、限制央行资产负债表、着力防范通胀等等，那都是符合富人利益的主张。

对于年轻人而言，你房子也没有，存款也没有，甚至连体面点的工作都没有，你替富人担心通胀、担心福利体系养懒人、担心工厂招不到人，是没有道理的。

五、对中国经济政策调整和改革的期待

由于新生人口数量断崖式下跌，年轻人为了追逐教育和就业机会而向大中型城市聚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正在出现泡沫，而且泡沫主要存在于常住人口萎缩的小城镇而不是大城市。

对于资产泡沫，我的态度是，最初就不应该制造中小城镇的地产泡沫，但是既然已经出现了，那就不能直接戳破它，而是要想办法吸收它、消化它，用时间换空间。

欧美所主导的IMF和世界银行，给生病的发展中国家的建议，通常都是对肿瘤无麻醉切割，搞紧缩与休克疗法，比如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但是当他们发现自己也生了同样疾病的时候（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和2012年的欧债危机），他们给自己开的方子则是保守疗法，加大营养，温补调理，也就是说，要政府拯救，扩大中央政府债务，避免破产的连锁效应。在这类问题上，我们要看西方人怎么做，而不是听他们怎么说。

在住房改革问题上，赵燕菁教授主张学习新加坡：政府给八成以上的居民提供“组屋”，只有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十几的那批有钱人和上中产在房地产市场上追逐高档豪华的住宅，从而支撑起地方政府手中的土地估值，为经济循环提供抵押物支撑。

全国住宅待售面积历年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戴德梁行研究部

这个思路有道理，但是在实践中，作为居民基本福利的中国版“组屋”建设显然远远滞后于中国产业与技术升级的步伐，更滞后于城市化的进程。这是我们的政府功能缺位了。

同样滞后和缺位的是中国更广泛的福利和保障体系的建设。过去四十年，福利主义在中国被严重污名化，似乎搞福利的国家都缺乏竞争力，但真实的世界并非如此。

中国的产业进步和城市化进程已经接近了欧洲与日本的水平，我们的电动汽车、无人机、互联网、航天、船舶、高铁、清洁能源等领域已经能够跟世界一流水平一较高下，但是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相比，我们的居民福利水平远远落后其平均水平。

一国社会支出占GDP的比例，比如医疗、住房、养老、托幼、失业、伤残等领域的补贴和帮扶支出，在30多个OECD国家这个指标的平均值目前是21.5%，而中国目前是在6.5%。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巨大鸿沟，可以解释很多现象，比如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中国新生儿数量的下跌，中国本土消费能力的相对不足，比如中国的一部分人才出国留学之后不太愿意回国等等。

以前是美欧日的福利体系创造了占其人口比例50%以上的中产阶级，而美欧日广大中产的既慷慨又挑剔的消费，拉动了中国的制造业腾飞；但是如今他们的消费增长变缓慢了，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不愿意用他们的消费市场和核心技术支持我们的高科技产业，那么中国的产业要想继续升级，就必须依靠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了。

在此背景下，本国福利支出占比的大幅提升，既是共同富裕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体现，也是中美长期竞争的时代背景下，壮大和升级本土消费市场的必由之路。具体的方案，就是我所提出的“未来起点收入”。

中央地方之间财权和事权的再分配，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就已经明确地提出，这十年来也进行了若干探索，但是下边需要加速落地。各级政府和事业单位的改革应该与技术进步充分结合，尤其是借助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辅助，推进公共服务的大规模数字化和智能化，通过公共部门的数字革命实现全政府的提质降本增效，这是中国之治超越美欧日的重要战略机遇，也是让财政更加可持续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