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所以能在短短二十年里就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土地市场的发育和支持功不可没。在这个意义上，房地产市场、土地金融的繁荣与制造业的繁荣之间曾经是一个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而不是此起彼伏、你进我退、相互排斥的关系。

有的人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而敌视资本、债务和信用，喜欢将金融和房地产称为泡沫和虚拟经济，而将制造业和农业称为实体经济，认为虚拟经济会挤压和剥削实体经济，导致后者的衰落与空心化。

从36.09%到63.89%，中国城镇化率20年间保持高速增长。（CCTV）

这种思维只是基于局部的经验和静态的认知，并不符合世界市场过去三四百年的历史和全球的实践经验。这种思维背后体现的是一种稀缺性思维的思想钢印，他们坚信资源是有限的，能力是有限的，预算是有限的，钱是有限的，用在了这里就无法用到那里，用在了今天就无法用到明天。这种稀缺性思维甚至被写入了教科书的基本理论假设。

但假设总是与真实世界存在一定差异和距离。就如同二维生物无法理解三维世界的逻辑一样，如果用发展的动态的眼光去审视，尤其是加上了时间维度，就不难发现上述稀缺性思维是有问题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思维和假设本身就是问题的源头。

当年邓小平同志说，资本主义有市场，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今天，我们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打开认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玩得好资本、债务和信用，我们中华民族也应该学会运用和管理资本、债务和信用，而且只有用得比他们更好，才能在竞争中占据上风。

两者的不同之处不在于手段，而在于目的，在于“为谁服务”的问题，即究竟是服务于大资本家族的利益，还是服务于中国乃至全世界广大人民的整体、长期利益。

三、债务和现代货币理论（MMT）

大家都想挣钱，但是很少人仔细想过钱从何而来。其实自1971年货币体系变革以来，货币供给与黄金挖掘的速度无关了，钱的唯一来源就是债务，你要挣到更多钱，如果不考虑各类资产升值所带来的市值错觉的话，就必须有人欠更多债。

欠债主体的不同，债所创造的钱的含金量也不同：一般来讲，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的债务最不靠谱，大型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信用稍微好一些，最靠谱的是中央政府用它自己可以发行的本币计价的主权国债。越靠谱的债务人借债利率越低，越不靠谱的债务利率越高。

最近十年来，我一直在讲，1971年之后的无锚货币体系，意味着本币计价的国债其实可以看作是中央政府向储蓄者征收的铸币税，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债（再强调一下，关键的差别不在于内债和外债，而在于本币国债还是外币国债）。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我专门创造了“翟（DI）币”这个概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B站或者头条上搜索相关的讲课视频。

1870年之前，钱的源头是贵金属加部分贱金属，基础货币的供给变化取决于新增的金银铜镍矿的开采速度。1870年代全球主要经济体开始从金银铜复本位转向金本位，全球基础货币的供给取决于黄金的开采速度，此后百年里，大家经历了金币本位，金块本位，金汇兑本位等三种不同形式的金本位，通过国家信用的引入，货币供给变得越来越有“弹性”。

但在1971年全球货币都与黄金脱钩之后，钱就与金属无关了，它变成了纯粹的主权信用货币，钱的源头也就变成了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确切地讲就是央行的新增负债。

如果央行资产负债表保持不变，那么我们生活中的所谓“钱”将只能由商业金融机构来创造，但是请注意，商业金融机构的信用创造是受限于资本充足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

打个比方，央行资产负债表是食用酒精，商业金融机构创造的信用货币（M2）是勾兑出来的白酒。白酒太浓了呛人，太稀了寡淡，但是归根结底，有多少酒劲取决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而不是商业银行往瓶子里兑了多少水。

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最大可以扩大到多少？答案是无穷。当一个人口结构年轻的非工业化国家大规模印钞买国债的时候，必然会导致高通胀和汇率贬值，从而引发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混乱。

但是，用津巴布韦、委内瑞拉以及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印金圆券的这些案例来套用到今天的美国、中国、欧洲、日本身上，显然是缺乏常识的。

这些现代经济体面临的约束条件与上述高通胀案例恰恰相反，都是少子老龄化日益严重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而技术进步快，产能过剩严重。

在需求不足、供给过剩的经济体中，你就是把这个国家所有的手纸全部印成钱，他们的CPI都不会失控，因为没有人会傻到去囤积过剩的手机、服装、电脑、家具。

那么，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无法消化的，多印出来的钱会流到哪里去？答案是资产，包括房产、股市和债市以及各种奇奇怪怪的投机品种中。许多媒体经济学家不懂这个道理，想当然地以为央行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必然导致通胀和汇率贬值。但我们做过实证研究，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在人口结构年轻的非制造业国家，印钞当然会导致高通胀和汇率贬值；在人口结构老化的制造业国家，印钞无法导致高通胀和汇率贬值，而是导致资产价格泡沫或者资本外流。

有不少体制内的学者和领导干部（比如财政部的老领导们）显然也已经注意到不同国家组别之间的重大差异，但是他们使用的概念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笼统区分。

那么问题来了，今天的中国究竟是发展中还是发达国家？外交场合我们总喜欢定义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谦虚谨慎的传统也要求我们继续把自己看作发展中国家。但是这种不恰当的笼统区分和自我定位，就导致我们自我设限，在财政政策和货币变革上裹足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