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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普里斯特兰:共产主义还剩下什么?
关键字: 共产主义共运苏联列宁再见列宁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从1970年代末开始,美国逐步引领全球市场主导的世界秩序;1980年代末,苏联共产主义走向崩溃,世界各地的激进左派陷入了危机。像1960年代的许多学生一样,菲舍尔适应了新世界:担任德国外交部长时,他支持美国1999年轰炸科索沃的决定(轰炸的对象是塞尔维亚前共产主义领导人米洛舍维奇的部队),也支持了德国2003年削减福利的决定。
在南方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使负债累累的后共产主义国家进行市场化改革;一些前共产主义精英迫切地倒向新自由主义。现如今,名义上的共产主义国家已寥寥无几:朝鲜、古巴,以及更具资本主义色彩的中国、越南和老挝。
如今,在苏联解体二十余年之后,共产主义还能第四次卷土重来吗?
一个重大障碍在于,共产主语在60年代以后出现了分裂:老左派把经济平等当作头等大事,而菲舍尔的后继者则更看重世界主义价值观、性别政治以及多元文化主义。此外,在全球范围内捍卫弱势群体的利益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经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人们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平问题愤怒不已,为特朗普和勒庞之流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创造了机会,却使左派进一步陷入困境。
我们刚刚走进一个充满重大经济变革和社会动荡的新时期。由于极度不平等的科技资本主义无法提供足够多收入体面的工作岗位,年轻人可能会接受更加激进的经济议程。在新的经济秩序中,新左派或许能把白领和蓝领“失败者”成功团结起来。呼吁政府重视再分配的声音已经出现。荷兰和芬兰已经开始试行全民基本收入保障政策,它已经十分接近马克思“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愿景。
回望过去,1987年的莫斯科红场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1917年的彼得格勒冬宫更是恍若隔世。我们不可能回到有着五年规划和劳改营的共产主义时代。不过要说这段动荡的历史让人明白什么道理,那便是我们不能草率地认为共产主义“最后的呐喊”已经消逝,否则这个结论将和1950年代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以及1989年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同样似是而非。
列宁早已作古,旧的共产主义或许也已失去活力,但对社会不公的反感却依然随处可见——当初正是它给共产主义注入了生命力。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自《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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