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维护反法西斯阵营的团结，许多人选择忽视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共产主义在1930年代末、40年代初焕发出第二春，但在战胜法西斯后不久便遭到了打击。随着冷战愈演愈烈，苏联开始被东欧国家视为帝国而不是解放者。西欧在美国的推动下，对资本主义加以改良和监管，促进了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福利国家的诞生。战争时期的指令型计划经济不再适用于和平年代。

不过，虽然共产主义在北方国家日益衰微，它在南方国家却风生水起。共产主义者承诺政府将领导人民快速走向现代化，令许多反殖民民族主义者心驰神往。正是这些国家掀起了第三波红色浪潮，它于1940年代闯入东亚，在1960年代末席卷了后殖民时代的南方国家。

中国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农民耿长锁是位有觉悟的村干部，1952年他来到乌克兰的某个模范集体农场参观。这趟旅程改变了他，回到家乡后，他剃掉了胡须，穿上了西式服装，向乡亲们宣扬集体化农庄和神奇的拖拉机。在当时的耿长锁看来，1917年的革命运动仍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我们到过乌克兰，那里集体农场有土地一两万亩的算小的，有一、二十万亩的很平常。我们看到了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做着比人工效率高得不可比拟的工作。一辆‘斯大林八十号’拖拉机，带两个五铧犁，用两三个人一天耕四百五十亩地，深达九寸。在我们那里（河北省），要用一百五十个人、一百五十头牛、一百五十付犁、三十付耙，一天才能耕四百五十亩地，而且只能耕四寸深”——1953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引用耿长锁发言

革命的中国更加坚定了华盛顿遏制共产主义的决心。正当美国陷入越战泥潭时，南方国家涌现出新一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拒绝像老一辈温和的社会主义者那样容忍“新帝国主义”，认为必须拿起武器发动进攻。1966年，亚非拉三洲人民团结大会在古巴召开，掀起新一波革命浪潮；截至1980年，从阿富汗到安哥拉，从南也门到索马里，许多国家均加入了马列主义阵营。

1960年代的西方也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但这批学生激进分子最终选择致力于追求个人自主权、日常生活中的民主以及世界主义，而不是坚守列宁主义信条，通过阶级斗争夺取国家权力。激进的德国学生约施卡·菲舍尔就是其中的典型。1971年的他是“革命斗争”组织成员，试图发动汽车工人搞一场共产主义起义，可他后来却成为了德国绿党的领袖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