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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已经转变为全球经济的内在基础和32亿用户的生活必需品,这些网民贡献了全球经济产出的46%。因此,互联网治理,尤其是由谁治理和怎样治理,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全球性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印度与中国仍然存在很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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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网民多达3亿,数量居世界第二,但互联网普及率仅为22%,远低于中国的49%。在印度9.05亿农村人口当中,使用网络者仅占6.5%。印度总理莫迪将普及互联网、弥合网络鸿沟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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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括阿里巴巴和腾讯在内的一批互联网公司的引领下,中国坐上了全球互联网金融的头把交椅。关于中国互联网金融,新的指导意见出台了。互联网金融如何规范定义?互联网金融要达到什么目标?互联网金融的诸多领域由那些机构分别监管?这些问题在这份文件中都得到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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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莫迪总理能把中国商业领袖的理念从上海带回新德里,提升印度数码战略的高度。莫迪可以鼓励中国企业多与印度科技公司展开合作,还可以学习中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模式,用科技解决印度国内的公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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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互通问题在11月举行的APEC、G20、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多边峰会上都深受关注。而在连通性建设方面,印度因投资及政治意愿不足等因素远远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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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印度分别是进口伊朗石油的第一和第四大国,伊朗是中印两国重要的石油供应国。保证能源供给是中印至关重要的利益所在,或许是两国最关注的事务,因为中印都需要能源来支撑高速的经济发展。中印的政治辞令都反映出,两国与伊朗的关系不仅局限于经济合作,伊朗还是地缘政治的近邻。中国和印度不相信德黑兰方面在秘密研究核武器,而且,伊朗也没有研究核武器的潜在可能性。中印均认为,严厉的经济制裁并非实现与伊朗成功谈判的最佳途径。危机总带来巨大的转机,就像二战打下了当代金融架构的基础。伊朗局势虽然暂时谈不上重大危机,但迫使中国和印度开始寻找国际贸易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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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十年中,对中印两国的经济发展来说,国际贸易是一个很重要的驱动因素。在这段时间里,印度出口额保持每年19.3%的增长,而中国出口额的增长差不多在20.3%。印度主要出口天然资源,例如贵金属、石油产品、钢铁和轻工机械。中国主要出口消费品和中小型科技产品。那么,为什么中印两国在保持如此高出口增长率的同时,印度对中国却还是有27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呢?中国商品对印度意义重大。在短期内,面对政府补助的中国企业,印度的制造商们还能挣扎着与其竞争。但从长期来说,鉴于中印两国地缘政治上的紧张局势,印度对中国潜在的贸易依赖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为了避免这种贸易依赖,印度一方也需要深思熟虑。就增加中国产品的关税和贸易壁垒问题,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展开了讨论。这说明印度的决策者们已经对这个问题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但是,中印贸易逆差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印度的决策者们以为,设置贸易壁垒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却忽视了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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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印缅关系一度恶化,直到90年代印度在“东向战略”政策方针指导下,才开始与缅甸军政府以军火交易的方式展开交涉。然而1994年,印度又给反对军政府的昂山素季颁发了尼赫鲁奖。在辛格出访缅甸之前,印度仅在缅甸外资投资国中列第13位,而印度有限的投资项目也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许多项目都未能启动。印度与缅甸的外交动力来自于印度在南亚地区影响力的衰退。中国与巴基斯坦有着紧密的同盟关系,也是斯里兰卡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在尼泊尔和斯里兰卡事务中正在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也削弱了印度在此地区的影响力,促使印度从印缅关系着手,在南亚事务中扮演更加主动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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