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座的朋友可能要问，那我们在生理上是女人是怎么回事？我一直在说，只有在那一天我们才能回答生理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两性差异。哪一天？就是当文化的、压迫性的、歧视性的表述都被破除的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被我们的生理结构所决定。同时我们的生理结构在多大程度上是群体的而不是个体的？我经常说，某一个女人和某一个女人之间的差距可能并不比某一个女人跟某一个男人之间的差距更小。

波伏娃这句话给我的感受无异于石破天惊。这本书把这句话用到了女性写作当中，把它用到了女性书写、女性意识、女性反抗、女性创作当中。后来者补充了种族议题、阶级议题，他们看到了葛瑞丝·普尔（《简·爱》中放火烧掉庄园的、服侍柏莎的女仆人）的那个故事其实是被压抑的故事。我们再返回来看这本书和今天的《何以笙箫默》是截然不同的，很多因素，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在这个作品当中的夏洛蒂·勃朗特赋予了简·爱强大的主体意识，她的主体意识并不以获得男人的爱和进入婚姻来作为自我满足的结局，而这种东西对于女性主义来说是如此的昂扬和进步。

不过同时大家一定别忘记，这是当时向全世界拓殖的大英帝国的开拓精神在一个女性身上的体现。作为后来者，我一直开玩笑说，先见之明是少数的天才才会有的，而后见之明经过后天的学习就能获得。我们可以回过头去看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艾米莉·狄金森，当我们看她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得到了历史的镜子来问我们自己，问我们今天经历了这么多的改变之后，我们的可能性在哪里？我们重新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我现在很难再重新建立“你们男人”和“我们女人”的叙述模式，因为“我们女人”自身碎裂了

你们可能会注意到，除了《简·爱》的对话，或者包括《简·爱》的对话当中，我近年来很少单独去处理性别议题，或者热衷于出席性别研究、女性主义研究这样的会议。我也很久没有以性别为单一议题撰写我的学术论文或学术著作。原因是我难于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几个面向，一个面向是我个人认为我最近一直在对自己说，是时候了，该再一次地站在性别的议题当中，用女性主义者的身份去言说或者回应。但是我一再犹豫，一再延宕这个时间，是因为很多的原因，或者因为很多的层面。

我不是那么热心于专门讨论女性主义，但是性别议题是我高度内在的立场，和充分必要的维度。不可能说我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性别维度不在，但是我没有单独去谈这个问题。从最低层面来说，当我们进入性别议题的时候，我们不必在每一个议题当中再一次去发现男权。请大家记住，迄今为止，这天是男权的天，这地是男权的地，这文化是男性的文化。

到现在为止，在欧洲所有主要语言当中，man还是男人，而男人也就是人类human，历史就是his-tory，没有her-tory。这是基本的议题，这是基本的现实，而且今天整个资本主义是参照着父权制的基本结构建立起来的，现代资本主义是父权制的最新版本和最新形式。所以我们不用说“我又发现男权了”，我们把男权的压迫、男权的表现形态作为我们讨论的前提基础，我们从这里出发，去发现它的表现形态，它的退缩，它的妥协，它的进攻，它更大的侵犯性。这是一个层次，我有一点倦了跟大家一起去发现各个领域的男权。

更大的层次是，我现在很难再重新建立“你们男人”“我们女人”的叙述模式，因为“我们女人”自身碎裂了。在这本书出版后不久，“我们女人”就被同志运动所撕裂，当你说你们男人、我们女人的时候，你觉得你很反抗，同时就假定了世界上只有男人或者女人，你就没有给第三性、第四性、第五性以位置。今天是“同志不能黑”，这已经变成了有教养人的常识，可是我们有教养的人好像越来越不意识到另外的维度，比如阶级的维度、种族的维度。

尤其是阶级的维度，这是经常会出现却被我们忽略的一个问题。一个残疾的底层的打工妹，和我作为北京大学的教授，我们俩性别经验的共同到底重要不重要？这是一个特别重大的议题。而同时今天阶级的议题又不这么简单，它是在孙柏准确提出的“世界加工厂”的前提下。

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那些非常可怕的例子，90年代后期的时候，山东一家耐克的工厂，厂主是一位韩国女性，她发现有工人下班时把做耐克鞋的边角料带出去，结果她做了什么？她让全厂工人跪下，逼那个抓到的小偷吞下那个皮废料。结果当时报纸刊登了那个新闻，它引发的舆论语调就是“韩国女人该死”，“我中华民族男儿膝下有黄金”。而背后的耐克，跨国企业，全国性的世界加工厂所造成的新的世界风波和剥削，完全没有提及。

在这个场景当中，男权变成了一种民族正义的力量。报道里强调的是“我们男人的尊严”，而丝毫没有说人的尊严和劳动者的尊严。或者另外一组报道，一个男研究生在深圳求职，找到一个工作，在试用期的时候遭到非常不人道的对待。然后他就找女老板去抗议，女老板回答说，爱干不干。然后又引发了一个和女老板过招的问题。当然更多的是男老板和女职工，是除了剥削压迫之外的种种潜规则，是越来越公然的、在人性的名义下被接受的女性的社会宿命。我想说的是这种胶着的状态，这种巨大的全球化时代所造成的多种力量交织到了女性的身体、女性的生命。

不久以前我看到这个消息，有一种很久未曾有过的欲哭无泪的感觉，而且有一种想嘶喊的感觉，但是我没有做声。有则消息相信大家都看到了，一个遭到强暴的女孩子反抗强暴者，造成强暴者的阴茎折断，流血而死，最后这个女孩子以过失杀人罪被判了三年。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进步过程当中的法治层面出现的问题。

但是，我想问她怎么才能不犯下过失呢？如果她不犯下过失的话，一个古老的表述就将出现，所有被强暴的女人都是她们招的，男人怎么会去对一个没有性暗示的女人产生荷尔蒙呢？一边是性别议题在文化方面的倒退，但是这种倒退本身远不及另外一个层次的变化更可怕。

这个层次的变化就是由于《物权法》所确定的私有制。由于私有财产事实上的存在和发生，家庭开始更多得成为马克思或恩格斯论述中的一个经济单位，一个财产的组合方式，这是“剩女必须黑”的秘密之一。谁不进入婚姻秩序就意味着你拥有的财富不被被组织到婚姻当中。那为什么“剩女”这么可怕，“剩男”不可怕呢？因为这个重新组织的私有制的经济秩序当中的主体已有的设定为男人。

同时，比如说在法律意义上，此前一个美国法律学者跟我用嘲笑的口吻谈，中国真的是专制国家，中国的法律真的不是法律。接着她说，但是也只有中国可以不讨论地去惩治强暴者。今天我们进步了，反而出现这样令人发指的结果，全部符合法律程序，全部以法律的名义，全部以进步的、现代的、公正的名义，因为一个人死了。但他为什么死了？所以我说法律制度、财产制度、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远比文化上的变化更本质、更重要、更巨大。这是我觉得我该发言但是我始终没有发言的原因。

我说该发言是因为我意识到一些非常大的变化已经在成形之中。我没有发言是因为我没有找到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我站在哪里，除了我作为一个女性，一个中国的女性主义者，我还是亚洲的女性主义者，我曾经是第三世界的女人，现在我是崛起之中的中国女人。所有的这些身份和位置，我怎么有效地整合起来，给我一个言说的空间，我怎么能够处理每一个问题都是在多个面向上的。

我怎么去处理今天的女性写作，本身形成了很多层面，比如说《暮光之城》是女性写作吗？比如说《五十度灰》是女性写作吗？千真万确，不仅是由女性写作的，还是由大妈们写作。她们都是标准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在极端的乏味枯燥的生活当中产生的性幻想。它跟今天的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什么？

当年《简·爱》是一个从英国女王到女工都读的书，当年简·奥斯汀的新书出版的时候，女工们会用自己一个星期的工资去购买，当年狄金森的书大家都会背的，可是那样的一种流行和今天的大规模生产的大众文化是一回事吗？或者像刚才孙柏引出的话题，当我们用小额贷款能够让农村妇女加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当中的时候，当小额贷款的发明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两个面向出来了：一边是女人，由于有了经济独立，在农村当中的家庭位置开始被改善。但是另外一边，她们的家务劳动，她们的传统角色一点没有减轻，他们变成早上四点半起来。

从更大的角度上看，这个路径极端有效地把全球的第三世界的女性剩余劳动力，组织到资本主义的全球性的规模生产当中来了。那么我们怎么去重新界定性别的批判立场？我最近发现一个特别好玩的现象，我遇到的现在20多岁、接近30岁或者30出头的女性，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她们跟我没太大共鸣，她们都觉得现在挺好，觉得自己的生活没问题，觉得我们这么强悍、这么独立、这么自由。

我想恭喜大家，如果你们仍然保持着这样的感受，恭喜你们，至少你们在现实当中还没有遭遇到这个变化。也许你们很幸运，你们一生都不用遭遇到这个变化。也许最强悍的女性是在女性注定做第二性的世界中真正的第一性。但是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可能是这样一个现实，就是因为你们还年轻，你们还美丽，你们的皮肤还娇嫩，你们成功地由于种种原因已经进入到了较高的社会阶层和较高的社会阶层，你们在文化界当中，因为文化界的大部分男性知道暴露自己的男权主义立场是没教养。

可是我要说的是，你们和我的不同是，在我生活的年代，他们不觉得没教养，他们公然地、赤裸地叫嚣男权主义，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在我生活的年代，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上是全面的男女平等。当时在《婚姻法》和《民法》的意义上，中国妇女的地位在全世界是Top5。今天我们很多法律经过了反复的修订，而我们的处境反而落后了。

这就是你们所面临的现实，文化的开放，世界的视野，更多的工作选择，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多的生活样式，但是你们也面临着一个重新用私有制、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阶级性别、种族的逻辑重新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所以good luck to you！可是同时我说，我们有选择，有空间，我们可以参与到历史的创造过程当中去，因为前面已经有那么多人了。

（本文主要内容节选自2015年澎湃新闻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