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八卦：

上图是作家张承志，也是大风哥比较重视的作家。评判文学不看对错，而是看包含的东西是否丰富。郑戈老师说张承志的《心灵史》很丰富，表达出中国内部也有宗教冲突。小说塑造了一个回民眼中的大坏人、死敌，就是左宗棠大人。在汉族看来，左宗棠却是首次在新疆建省，维护了国家统一的大功臣。他把汉人大量迁入新疆，这也是当代中国新疆建设兵团的雏形。中国在未来也面临如何处理宗教、民族矛盾的难题。好在中国还能把宗教、民族问题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恰恰是因为中国没有采取自由主义的制度设计，具有权威性。

然后郑老师念了一首诗：

大将筹边人未还，

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度玉关。

——杨昌浚(左宗棠部下)

这首诗请大家自己体会。

好了，以上是对自由主义内核极其困境的概述。现在终于要请出当代美国著名自由主义哲学家努斯鲍姆。

谁是努斯鲍姆？

三号镇楼图片来了：

“这位风采奕奕的女士已经七十岁了。”

说完这句话，台下同学又是一阵惊呼。简直是学术界的赵雅芝啊。嗯，学者们别分心，好好做学问要紧。

郑老师说，这是一张典型的新英格兰新（清）教徒脸蛋。新教徒强调自立、个人、拼搏，如果你失败了不能怪别人，只能怪你自己，自强不息。但她不是新教徒，后来改信了犹太教，也发展了新教徒的自由主义。她获得的奖项非常多，具体参见郑戈翻译的纽约客文章《她灵魂的船长》。（奇怪的是，国内自由主义者对努斯鲍姆却很少了解。）

（大风哥插播八卦：她和阿马蒂亚·森曾是伉俪。）

努斯鲍姆的思想

努斯鲍姆试图在自由主义学说中注入情感因素。她的理论创见主要有两项：

1.对罗尔斯两项正义原则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是必要的恶。罗尔斯把基本自由作为需要平等分配的首要社会善（primary social goods），这回避了吃饭穿衣对人的重要性，也因此回避了棘手的再分配问题；

其次，机会均等原则固守公域和私域之分，只提到公域岗位和职位的开放竞争性，而未能给予家庭内的看护和照管工作应有的重视。这不仅涉及到儿童、老人和残疾人所能得到的实际帮助，也涉及到对女性的尊重和承认，因为这些工作实际上多数是由女性来承担的。努斯鲍姆提到，在芬兰和丹麦等国家，政府向家庭内的看护者支付酬金，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政策模式。罗尔斯们的个人其实也不是个人，而是男性思维里的个人，强健、理性，却没有站在女性角度思考，女性个人可能情商更高吧，超出孤立的个人。

第三，尽管罗尔斯的最大最小（maximin）原则已经包含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改善弱势群体（包括残疾人）生存处境的意思，但这个原则未能考虑到弱势群体本身的复杂性，因而无法帮助确定对每个群体最有帮助的政策设计。在努斯鲍姆看来，能力理论有助于弥补正义论的上述不足。

2.她提出了十种有尊严的人类生活所必须包含的能力，即：生命；身体健康；身体健全；感觉、想象和思考；情感；实践理性；归属感；其他物种；玩耍；以及对外在环境的控制。

努斯鲍姆理论资源来自古典西学，来自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与一般自由主义观念不同，她强调国家的情感基础。

“法律是摒除了激情的理性”，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写下的这句话，如今被许多法律人当成不证自明的真理。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经济乃至整个现代社会的兴起，就是一个理性祛除信仰、科学祛除巫魅的进程。尽管这是一个“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时代，当它的到来不可避免也无法抗拒。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也曾对世俗理性的高歌猛进表示忧虑，他认为这种没有情感和信仰根基的理性其实是“零售的理智，批发的疯狂”。努斯鲍姆试图做一些中和。

她的早期著作讨论人为什么会爱国。这里有一副名画，背后有一个故事：

卢梭在《爱弥尔》中引述了普卢塔克在《斯巴达女性言行录》中的这个故事：

一位斯巴达妇女有五子从军，她在焦急地等待来自前线的消息。一名奴隶战抖着走来，她上前打听。“您的五个儿子都战死了。”“贱奴，我问的是这吗？”“我们打赢了！”这位母亲飞奔到神庙，感谢神的隆恩。

她引用这个故事，只是想让越来越个人主义的西方文明能有一点平衡，能从自认为的文明源头那里看到不一样的东西。西方人自认为是希腊文明的子孙，却不肯全面正视希腊文明。

中国古代一个故事可以作为有趣的对照，来自司马迁的《史记·吴起传》：

“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 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 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 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中国儒家传统，家庭先于国家，现代思想认为儒家这是弱点。孙中山强调天下为公。但是对比两种不同文化。中国对母亲、子女的感情更符合人的自然情感，只不过中间设计制度时候如何平衡，不能套用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无法解决根本性问题。

战国策学派的雷海宗教授解释：春秋时当兵的基本都是贵族，他们的利益与邦国的利益绑定在一起，所以作战勇猛；而战国时代贵族政治已被瓦解，士卒都是平民，为国君而战，没有动力。

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康德主义者

从努斯鲍姆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性的困境。作为一位古典学者，她受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影响，相信人是政治的动物，人的各种潜在性（potentiality）都只有在城邦中才能变成现实性（actuality）。城邦是使人向善的大善。但她又深受罗尔斯的影响（毒害），认为政治无关善，只关乎正义，这个正义不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作为美德的正义，而是程序性的、无实质内容的正义。

但“能力”已经是一种“善”，与权利和自由不同，它们不只是法律上或形式上的存在，而是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和法律都息息相关。森和努斯鲍姆所谓的能力不是全有或全无的，它们可以被实现到不同的程度，取决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即人类发展水平）。这已经是一种“善”，而不是“正义”，这这些实体“善”的追求已然背离了自由主义所强调的国家中立，给国家增加了许多义务，同时也意味着正当化了国家的更多权力。

能力理论的困境

努斯鲍姆的困境在于，作为一位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家，她不可能公然说人与人不平等，因为这是政治不正确的。但她基于同情而演绎正义原则的方法，显然又是站在有教养、有普世关怀的美国中产阶级的立场提出的，因为她所同情的残疾人、第三世界穷人和动物不一定同意她为他们设计的正义原则。比如说，在论证为什么要把能力理论适用于动物的时候，她诉诸于社会合作的目的之扩展：人和动物要“有尊严地一起生活在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许多物种都要繁荣”。这显然是一种人类中心、甚至自我中心的论证，因为，不要说动物不知道物种的共同繁荣意味着什么，而遵循着食物链规律。大多数没有达到努斯鲍姆这么高理性教养水平的人，也无法理解动物的“有尊严生活”意味着什么。

在这一点上，倒是努斯鲍姆所批评的功利主义鼻祖边沁说得更能服众：在讨论是否应当仁慈地对待动物时，“问题不在于它们有理性吗或它们会说话吗？而在于：它们会感到疼痛吗？法律有什么理由拒绝保护一切有感觉的存在？”同情意味着对他者痛苦的感同身受，从这个意义上说，边沁的论证更像是基于同情心的道德推理的逻辑结论。只是他这种无差等的快乐－痛苦计算也不符合个人本位的现代自然权利学说。

努斯鲍姆把能力理论运用于“全球性结构”中的尝试最为天真和理想化。比如，她提出“富裕国家有责任将自己的大部分GDP赠给贫困国家”以及“跨国公司有责任在它们所运行的地区促进人类能力”。实际上，如果说法治已经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国内政治的基本原则的话，国家社会基本上还处在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状态。更微妙的是，确立（假想的或真实的）外部敌人仍然是主权国家维持内部团结的通行政治技巧。这个技巧由来已久。当罗马与迦太基陷入敌对状态之后，马科斯•卡托以“迦太基必须被摧毁”作为他的每一次演说的结尾，不论演说的实际主题是什么。与此针锋相对，普布利乌斯•西皮奥•纳斯卡则主张“迦太基不能亡”，认为迦太基作为罗马敌人的存在是使罗马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阶级斗争不至于导致内战的唯一原因。“对外部敌人的恐惧促进内部团结”，这一规律被尼尔•伍德总结为“萨鲁斯特定理”。

一个主权国家无论多富裕，都会把钱主要花在改善本国公民的福祉上，因为它对外国公民没有义务。更何况，多数发达国家都是民主国家，除非大多数选民都是心怀大爱的国际主义者，否则为国际援助而大肆征税必会导致选举失利或相关立法被否决。国际援助常有，但在一国的GDP总量中所占比例一定是微乎其微的，而且援助谁不援助谁也主要是出于国家战略考虑，而不是从被援助者的需要出发的。

（迦太基废墟与老卡图）

努斯鲍姆对我们的启迪：

努斯鲍姆借助同情心（compassion）来推导出能力理论的过程比她的结论对我们更有启发意义。她敏锐地指出，好的政治制度无法脱离情感。抽象的哲学论证无助于激发人们的同情心，而小说和戏剧等充满真实生活细节的艺术表现形式在这方面更有作为。她同时也注意到，社会流动性是同情心的社会基础。只有当每个人都有可能变成需要被同情的弱者时，换位思考才有了真实的心理基础。

努斯鲍姆引用了卢梭在《爱弥儿》所说的道理：

“为什么君主对他们的臣民毫无怜悯之心？因为他们确信自己永远不会变成老百姓。为什么富人对穷人如此冷酷？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不会变穷。为什么贵族对农民如此鄙视？因为他不会变成农民。”

因此，单纯地教育人要同情弱者是没有什么用的，关键是要让他们知道“你明天就可能变成需要同情的人”。因此，卢梭在谈到如何教育公民的时候说：

“要让他理解：那些不幸者的命运很可能也是他自己的命运，他们所有的不幸都在他脚下等待着喷涌而出，无数不可预见、不可避免的事件随时都可能把他变成他们。教导他不要认为出身、健康或富有是牢靠不变的。让他看到命运的各种变数。”

同情心是有文化敏感性的，不同社会的人们对“谁是值得同情的”这一问题会有不同的答案。对于中国读者，努斯鲍姆对培育同情心的公民教育的强调倒是有助于我们思考什么是适应于中国人的人文教育。我本人钟爱京、昆、越剧，换位思考、因果报应是这些传统艺术形式中的永恒主题。在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中多使用传统文化素材，恐怕比言必称苏格拉底、索福克勒死或莎士比亚更能打动中国人的心灵。

（下面进入看戏时间）

努斯鲍姆不认为国家应当推行“劫富济贫”式的政策，但认为应当鼓励能够激发同情心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和人文教育的发展。努斯鲍姆看似不切实际的主张放在美国教育体制里是可能的，因为人文教育（liberal arts）本来就是其本科教育的核心。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无论是左是右、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社群主义者，都不会试图援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但在美国，人文教育是整个但美国人文教育是整个高等教育的基础，除了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综合大学的本科学院侧重古典教育外，还有大量小型人文学院专事人文教养。这些学院的毕业生在本科阶段不用担心就业市场问题，因为美国把职业教育都放在研究生层次，比如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等等，都是在本科毕业后才能去读的。一个好的人文学位，有助于学生进入好的职业教育学院。努斯鲍姆希望能过迂回的办法，潜移默化地改变美国精英的心灵。

最后回到我的结论。

（郑老师又念了一首诗）

母亲

袁可嘉

迎上门来堆一脸感激，仿佛我的到来是太多的赐予；

探问旅途如顽童探问奇迹，一双老花眼总充满疑惧。

从不提自己，五十年谦虚，超越恩怨，你建立绝对的良心；

多少次我担心你在这人世寂寞，紧挨你的却是全人类的母亲。

面对你我觉得下坠的空虚，像狂士在佛像前失去自信；

书名人名如残叶掠空而去，见了你才恍然于根本的根本。

这首诗和政治无关，但能提醒我们是否该回到最自然的事物、情感上。这也是努斯鲍姆要告诉我们的，所有抽象制度设计都无法解决根本问题。每个国家怎么选择制度，要回到最自然的方向。国家制度要回到根本的根本，我们要思考，自己作为一个正常人是如何对待家人、朋友和陌生人的，从身边做起才能改变国家。（完）

会后照例是学生积极提问，有个学生反复询问郑戈老师“独立个人”如何可能，他觉得不太可能。深入交谈发现他是学脑神经科学的，从脑神经科学出发认为独立意识不可能。郑戈老师告诉他，自由主义建立于一套范式或者理想模型，神经科学无法颠覆这种政治学范式。

在这之前，大风哥对努斯鲍姆印象深的地方主要还是她那些知性的“zuo”，比如在巴黎杜伊勒里宫的花园里小便，因为对身体功能持尊重放松态度啊。再比如和其他女权学者如麦金农的各种细腻或者细碎的争论，不是一般的能zuo。今晚听郑老师讲下来，不仅了解了努斯鲍姆的学说，把她所维系的自由主义脉络前前后后都撸了一遍，特别通畅。

刚听完郑戈教授讲述努斯鲍姆，大风哥就在回家的地铁上撞见保安与发广告的苍老中年妇女互相憎恶、威胁。

岂止情感冲突，二人互相一瞥间，城乡、地域、身份甚至阶级，一起涌来，不过又即时消失在水平线之下。虽然比起宗教冲突，这算是很小的case，还是让人沉默。不管你信不信，大风哥有一点点酸楚。

回到今晚的讲座，如果让努斯鲍姆来发广告，让地铁流民来同情她，如何？

当晚郑戈老师发朋友圈表示没想到有这么多童鞋来听讲而且提问这么积极。大风哥目前基本也是义务在做这方面组织工作，希望通过人文讲座，如能为未来的中国科技、工业精英们植入一点伟大而务实的心灵质素，就觉得很有成就。当然，心灵不是听出来、想出来的，深入不同阶层和岗位的实践更重要。

点击链接，可见郑戈翻译《她灵魂的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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