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1元政府出资能撬动5元社会资本”

2018年，宇树科技资金链濒临断裂。王兴兴没想到的是，政府担保基金3天完成尽调，7天放款2000万元，“这在其他城市难以想象”。

兰建平分析，以宇树科技为代表的“杭州六小龙”有一些共同的标签：都由年轻科技人才创办，都处于机器人、人工智能最前沿的科技产业领域，都属于民营小微企业，投入大、周期长、未来收益不确定性高。

面对这类“硬核”科技，杭州早已做好化解企业后顾之忧的准备。杭州市政府主导推出了“3+N”产业基金，包括科创基金、创新基金、并购基金和N只行业专项基金，如今已扩大到3000亿元的规模，覆盖企业的初创期、成长期与成熟期。

政府投资基金原本最适合成为耐心资本市场的“压舱石”，但在现实操作中，很多地方政府对国资创投平台的考核，首要标准是保值增值。考核的偏离导致一些国资创投机构甚至不再考虑产业培育，逐渐异化为地方招商引资的工具。

早期投资公司必须正面回应的问题是：如何把钱投到效率最高的环节？资金要投在企业最困难时，而不是最后一轮。

杭州的天使投资本身比较活跃，但市场化机构投资占绝对主导，鲜少能见到国资直投的身影，西湖科创投是个例外。该公司成立于2020年，系杭州西湖区政府直属国有企业，管理运作规模10亿元的西湖区科创直投基金。到2024年底，西湖科创投直投基金累计审批投资企业111家，其中高校成果转化项目54家。

“能够直接参与到天使直投领域，在创投行业是一种大胆的探索和创新，这种创新模式的落地，离不开区委、区政府对容错免责等一系列顶层机制的设计。”西湖科创投总经理张康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以企业估值为例，国资对此有严格规定，必须有评估数值。而科创企业由于技术不成熟、市场认可度低等原因，早期估值难，却又急需资本助力。西湖科创投的做法是引入市场定价机制，与社会资本共同完成投资。

“配套出台的容错免责制度，有效解决地方政府投资决策偏保守、对新兴产业风险难以承受等问题。”张康平介绍，此外，西湖科创投还通过市场化招聘，打造了一支专业投融资队伍，配置高新科技、生命健康等专业细分团队，研究生占比超70％，推出投成奖、绩效奖等激励机制，鼓励发挥主观能动性。

截至2024年底，西湖科创投已经发掘并培育了10个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3家独角兽（准独角兽）企业。“杭州六小龙”之一的云深处曾在2022年获得西湖科创投跟投的B轮融资。在杭州，这只是国有资本与企业故事的一个缩影。

据媒体报道，在杭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资本”）的企业大数据平台上，“杭州六小龙”中的三家都曾在早期得到过杭州资本的投资。最早的一笔，可以追溯到2018年。如果将杭州资本数据库中2500多条投资项目与杭州市独角兽和准独角兽企业名单进行匹配，杭州科创基金的覆盖比例超过了50％。政府引导基金正发挥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杭州基金集群布局图显示，每1元政府出资能撬动5元社会资本。

因在天使轮就投资了云深处，栖身西湖风景区翁家山山顶的银杏谷资本也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其创始人陈向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云深处已经是银杏谷投资的第三代浙大系机器人创业公司。

2018年，银杏谷资本投资了原浙大副校长禇健的中控技术，现在已经在科创板上市。在此之前，银杏谷已经投资了禇健教授的学生、浙大教授熊蓉的迦智科技，目前已发展为国内自动导引车（AGV）领域的龙头企业。第三代投给了云深处，创始人朱秋国是熊蓉的学生。

“我们很早就开始关注朱秋国，他在本科期间就参加了机器人世界杯竞赛，还参与开发了国际上首台具有快速连续反应能力的双足仿人乒乓球机器人‘悟空’。”陈向明本硕博都就读于浙江大学，对浙大非常了解，该校控制学院和计算机学院是成果转化的重要策源地，陈向明对这两个学院一直有系统性跟踪。

银杏谷资本起源于士兰微电子的投资部，由士兰控股、华立集团等浙江五大制造业集团跨界设立，成立初衷就是投资前沿科技，可以说是国内最早从产业出发践行“投早、投小、投科技”的平台之一。

“看论文现在成了投资经理的基本功。”陈向明介绍，公司每周都要进行“论文分享会”，从顶级学术期刊中掌握最新科研动态。他认为，投资公司如果要搭上下一代经济快车，自身扮演的角色必须变，“以前看财务报表做投资，现在要去看论文，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这种市场化、职业化的投资范式也迁移到了国有资本中。张康平介绍，除了日常翻论文、找项目，西湖科创投还要做好政企之间的纽带，企业提出困扰，他们会替企业寻找相关部门来解决，甚至直接上手帮企业寻找落地场景。

更“躬身入局”主动服务的是杭州技术转移转化中心。这里的技术经纪人每天辗转于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为市场需求和科研成果牵线。不久前，认养一头牛集团提出“牛初乳免疫健康功能因子研究”的技术需求，经纪人很快通过智者大模型找到湘湖实验室刚好有一项与之匹配的研发成果，三方一拍即合，企业很快投了数百万元进行成果转化。

“通过中心搭建的科技成果转化智者大模型，企业找技术、企业找专家、技术找企业等困难迎刃而解。”杭州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副主任陈鹏飞介绍，今年大模型的科技成果池扩容至超80万项，覆盖全球范围，对企业需求的征集也从被动转向主动分析，预测超9.6万家企业的125万项潜在需求，准确率从最初的40％跃升至70％。

对于支撑产学研融合的资金，杭州进一步提出了“三个15％”的科技投入政策，即市财政科技投入年均增长要达到15％以上，市本级每年新增财力的15％以上要用于科技投入，同时统筹现有产业政策资金当中的15％集中投向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宋婷分析，这三个“15％”，既是杭州持续进行科创投入的制度保障，也反映了杭州坚定不移向前沿领域、未来产业要增量的路径选择。

自由成长的空间

杭州西湖区紫金梦想广场南侧，接踵而至的商务车将巷子堵得水泄不通。

“年后连轴转，最多一天接待了近四十个考察团。”藏身街巷尽头的云深处公司成了广场最醒目的存在。云深处媒体经理孟媛介绍，由于访客太多，自动门超负荷关停，已经坏了两次。

春节前接受采访时，李超还兴奋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行业领域表现出对机器狗的兴趣，年后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探索更多民用场景。他也没想到，过了个春节，一拨又一拨客户带着场景主动找上了门。

面对熙熙攘攘的来访团，李超反而一直“躲着走”。他很理性地表示，“关注度很快会过去”。智能机器人不像某些行业，一个爆点就能带来迅速回报。外界看着越是热闹，云深处越要聚焦，找到一些潜在的市场和机会，然后慢慢花很多时间去消化，针对某些场景，真正做好更大规模的应用服务。

对企业来说，内在发展逻辑没变，但很多事情又发生了变化。

2月下旬，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的调研团队走访“杭州六小龙”之一的游戏科学，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选择落户杭州？”。企业坦言，游戏研发是长周期、高投入的过程，杭州的文创氛围好、节奏没深圳那么快、房价也不太高，生活成本相对更低；其次，互联网大公司面对面竞争带来的人才外溢，方便企业招人；最后，人员稳定，不会刚组建好团队就被高薪挖走，能耐得住性子做研发。

就在游戏科学部分团队搬到杭州的第二年，杭州全市常住人口破千万。到2021年，杭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杭州人才净流入率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事实上，自杭州于2014年将“发展信息经济、推动智慧应用”定义为“一号工程”后，城市虹吸效应愈发显现。随着越来越多青年人才、科创企业涌入杭州，那些原本稳定的因素都在快速发生变化。

应企业要求，西湖区组建了“抗干扰办”，帮助企业筛选来访者，一方面让企业免于被打扰，另一方面也在防范外界“撬墙角”。

“相比于为什么杭州涌现出这么多科技企业，政府更关心的是，如何让企业关注度转变为产业发展优势。”宋婷分析，超预期的关注度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企业原本的生长节奏，初创企业走向规模化时，很多内在发展逻辑会出现变化。例如：企业是否要走向大规模，管理层面是否要引入职业经理人？面对突如其来的订单，是否要扩大生产、如何保证产品质量稳定性、去哪里找供应链？

事实上，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在组织专人专班帮扶企业发展。宋婷介绍，目前主要是在信息和资源对接方面，未来随着产业快速发展和新产品面市，新的审批流程、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标准的制定，都需要政府做好前置服务。“科创企业大多还不够成熟，时间更应该留给研发等核心工作。”

去年12月，杭州市发展改革委印发了《杭州市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24—2029年）》，计划打造全球人形机器人发展标杆城市。国内的竞争对手也不少，例如深圳也喊出了竞逐“人形机器人第一城”的口号。

在迦智和云深处之后，银杏谷资本又投了银河通用、智元和动易等三家人形机器人公司，分别来自北京和上海。如果跳出企业看城市，据陈向明观察，依托于长三角的杭州和依托于珠三角的深圳，都有机会成为人工智能创新高地。

“杭州最大的优势，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长板，就是城市包容性强，容错性高。”陈向明举例，深度求索（DeepSeek）做金融量化起家，杭州对有争议的量化交易很宽容，给了它自由成长的空间，如今做出轰动世界的大模型，就是这座城市无为胜过有为的最好例证。

就大模型而言，杭州除了DeepSeek，还有阿里大生态里的通义大模型，以及之江实验室的地球科学大模型GeoGPT。“这是完全不同背景和机制里出现的三种大模型，而且都有一定的竞争力。”陈向明说。

在机器人本体研发方面，杭州也孵化出了不同的研发机制。陈向明介绍，由宁波市政府与中控技术等团队联合共建的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更偏向市场化运作；由浙大与余杭区人民政府共建的人形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以体制机制创新改革推动高水平科技创新。

他感慨：“杭州的宽容和多样性，孕育了多种机制下的大模型和机器人，加固了杭州在具身智能领域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