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对中国来说，将自己的空间站发射到国际空间站轨道，必须解决以下两个技术问题，并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

·发射运力问题。国际空间站轨道是一根倾角51.6度、高度400公里的圆轨道，比计划中倾角42-43度的中国空间站轨道倾角更大。计划发射空间站舱段的长征5B型火箭，发射神舟飞船的长征2F和天舟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火箭都可能存在少许运力差距。通过适当减少发射时舱段和飞船携带的推进剂和设备，或者将国际空间站降轨到350公里（如国际空间站2011年前使用的350公里高度轨道），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空间站完成后，仍可用货运飞船将两个空间站提升到400公里轨道。

·测控站和着落场问题。倾角的改变也改变了发射落区和着陆路径，使得现有的部分测控站和酒泉附近的备用着陆场无法使用。可能需要在酒泉的东南（新的发射落区）新建测控站，并在内蒙四子王旗西南新建测控站和备用着陆场（用于弹道式再入紧急着陆）。同时，印度洋、文昌附近可能需要重新部署测控船。世界各地的紧急着陆点也必须重新规划和准备。

目前离开中国空间站的第一个试验性核心舱的发射（2018）还不到三年。如果要实现这里建议的空间站编队，即使不考虑政治上可能存在的问题，技术上的实现也面临非常大的挑战。不过，按目前计划，试验性核心舱发射后如果一切正常，它将直接作为空间站建造基础。如果它不满足在轨建造空间站条件，则会再发射一个改进的核心舱。因此，存在另一个方案，就是试验舱仍然发射到42-43度轨道，但不再作为空间站核心。2020年左右，将正式的核心舱发射到国际空间站轨道。这样可以争取到两年时间，虽然试验舱不能再利用，但如果能实现空间站编队，仍然是值得的。

总而言之，通过共轨和国际空间站合作，对中国来说绝对是利大于弊，得大于失。

中国空间站设计轨道。此图显示天宫一号轨道。按目前计划，中国空间站将采用相同倾角的轨道。可见俄罗斯两个发射场均在轨道最北点以北，美国北部地区，包括五大湖，也在轨道覆盖范围以北。（图片来源：陈蓝/Sebastian Stoff）

国际空间站轨道，可观察美国北部地区，也在俄罗斯两个发射场可达范围内。（图片来源：陈蓝/Sebastian Stoff）

轨道图说明：曲线为空间站飞行轨迹地面投影（显示最近三圈）。TIANGONG-1为天宫一号，ISS为国际空间站。红点为航天发射场。JSLC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WSLC为文昌航天发射中心，KSC为美国航天局肯尼迪航天中心，Kourou为欧洲航天局库鲁航天中心，Baikonur为俄罗斯租用的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Vostochny为俄罗斯新建的东方港航天中心。水平红线为轨道所达最高纬度。

欧洲的角色

实现两个空间站的编队，不光中国受益，国际空间站伙伴国的受益可能更大。国际空间站已经在轨运行17年多。到2024年（或2028年）退役的时候，它的连续工作时间将超过25年（或29年）。老化的设备将成为最大的安全隐患。空间站编队带来的安全保障对国际空间站来说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国际空间站退役后，参与国的载人航天计划将面临重大选择。对欧洲来说，除了跟随美国投入深空任务，似乎并没有更多的选择，这意味着放弃近地轨道的活动。和中国空间站合作，可以打开一扇新的大门，继续保持近地空间的存在。对俄罗斯来说，能否独立实施自己的空间站计划似乎也存在很多问号。和中国的合作可能也是一个好的选择。如果两个空间站的编队计划得以实现，那么他们在国际空间站较新的几个舱段，比如欧洲的哥伦布舱和俄罗斯的多功能实验舱（将于2017年发射）可以直接转移到中国空间站继续工作。

对这个建议来说，政治障碍可能远远大于技术障碍。在去年十月耶路撒冷召开的国际宇航大会期间，资深航天记者彼得·塞尔丁（Peter De Selding）在推特上报道了新任欧洲航天局长沃尔纳（Johann-Dietrich Wörner）的发言，他说他希望中国放弃自己的空间站，转而加入国际空间站。虽然愿望良好，但这是一个极为天真的想法。他可能完全不了解中美航天合作的历史。

中国从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中多次表达过参加国际空间站的意愿，但都被美国方面拒绝了。美国国会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改变对中美航天合作的态度。而在中国方面，也不可能在自己空间站的核心舱段还不到三年就要发射的时候，转而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和长期计划参加国际空间站，然后将自己的载人航天计划捆绑在还不到10年就要退役的国际空间站上。俄罗斯制定的分离自己部分舱段的计划，以及乌克兰危机带来的问题都提醒中国不要重蹈俄罗斯的覆辙。中美之间还有潜在的全球和地区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中国未来可能面临俄罗斯今天面对的情况，甚至更为严重。

鉴于以上情况，即便是这个难度相对较小的空间站编队建议，由中国方面单方面推动也是不现实和不合理的。为实现这个计划，中国方面需要做的工作最多，投入最大，承担的风险也最大。只有在合作方展示诚意并信守承诺的情况下，中国方面才会积极参与。美国态度的改变是合作的前提。实现这一计划最合适的牵头者和推动者应该是欧洲，或者说欧洲航天局。欧洲需要完成以下任务：

·说服美国改变对中美航天合作的态度，告诉美国这样的合作也符合美国利益。由于空间站编队双方都具有独立性，美国改变态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有乐观的理由。

·规划和制定空间站编队的实施方案，协调包括中方在内的各方并完成必要的技术工作，包括保证对接/泊接口兼容、数据通信系统的集成、建立协同的任务管理和控制系统，等等。对所有这些工作，欧洲航天局从国际空间站获得的经验将会提供极大的帮助。

·协调欧洲和国际空间站其他伙伴国的资源，为中国计划的修改导致的工作提供支援。例如，ISS降轨的实施。又如，利用欧洲EDRS中继卫星，乃至NASA的TDRS或俄罗斯的Luch系统来部分替代中国计划新建的测控站，等等。

要在三到五年内完成上述工作并非简单任务。但目前存在的机会和窗口非常难得，一旦错过可能以后很长时间将不会出现。我们也相信这里提出的建议在技术上和政治上都具有可行性，且是代价最低，最容易实现的合作方案。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这需要双方强烈的意愿和果断的决策，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一切挑战。我们希望中国国家航天局、欧洲航天局、美国航空航天局能够迅速行动起来，抓住机会，继国际空间站之后，再次改变未来几十年人类载人航天的历史。

（作者陈蓝，英文电子杂志“Go Taikonaut”创办人之一，该杂志旨在向英语世界普及中国的航天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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