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陈方仁】

在一媒体公众号上看到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的文章：《理论上不去、讲不圆，中国在国际上就会永远吃亏》。文章强调，中国目前紧迫需要说清楚的是：“为什么我们要市场跟政府同时使劲？过去我们的成功经验是什么？”我想就此提些建议。

要说清楚“为什么我们要市场跟政府同时使劲？过去我们的成功经验是什么？”，不仅要看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更要看我们四千多年历史上的正反经验，还需要知彼知己，以美国人之矛，攻美国人之盾。

中华四千多年文明的历史经验

中华文明为什么能够成为五千年来，世界上独一无二没间断过的文明？历时几千年，这不可能有任何的偶然性，只能是必然性。在这必然性中，经济思想、经济政策起着关键的作用，良好的经济思想、经济政策是德治的主要内容。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中的《大禹谟》就明确：“德惟善政，政在养民。金、木、水、火、土、谷，惟修；正德、利民、厚生，惟和。”

现在的人们很难相信，为什么几千年前小农经济时代的经济思想、经济政策今天还有用？实际上，无论是古时候的农业时代还是现代工商业时代，很多基本道理是相通的。

我先举些例子看看我们的祖先都做过什么：现代政府处理经济危机使用的很多看起来高大上的措施，比如财税政策、货币政策、工程建设提供就业机会，等等，在中国三千年前的西周文献《周礼》和记载春秋时期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管仲的思想和实践的《管子》中都有很多记录，所推行的政策措施比起美国等西方国家，更加以民为本，也更加有效。

至于市场跟政府同时使劲，中国历史上从来如此，早已行使四、五千年了。西汉著名的《盐铁论》争论的就是这个主题。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国家都是有控制的；重要商品盐、铁、茶叶，等等，也经常以官营（国有）为基础的。考古发现的远古王城，外城、宫城之间，都有成片的作坊区。这些成片的作坊区，应该就有成规模的官营（国有）生产基地，至少为中央王国政府供应高等级的产品。

李光耀在《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一书中，自称吸取了中华文明的大量历史经验，短短三、四十年就把前殖民者分而治之遗留的种族严重对立、贫穷落后的新加坡，发展到人均收入可与世界最发达国家比肩，治理良好、族群和谐的社会，国有公司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丰年不仅税收按足额收取，还因为丰年谷贱伤农，粮食保价收购的历史，也至少有三千多年了，西周的《周礼》、春秋时期的《管子》等都有记载。这是中华文明得以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地延绵不断非常重要的经济政策。

农业时代，民以食为天，丰年谷贱，容易浪费，国家保价收购，既保障了农民的收入和种粮的积极性，也使国家有充足的储备应对荒年，平抑物价，甚至赈灾发放。这对今天的启示是什么呢？

北京市南新仓、北新仓资料图（图/东方IC）

农业社会有丰年，有荒年，丰收年多储备，荒年才能游刃有余地应对。工商业社会也有经济周期，经济好的年头，多收些税等充实国库，经济低谷，或者经济危机才能有充足的余地度过。（当今美国等发达国家，政府债台高筑，经济危机穷于应对，难道不是因为经济周期中，税收等宏观措施不能及时地调整吗？）

税收的重要性以及因地因时制宜的税收制度，历朝历代都很重视，对国家管理的成败也有根本性意义。现存最早文献《尚书》中就有夏朝因地因时制宜的税收制度《禹贡》，西周的《周礼》和春秋时期的《管子》等，都有很大篇幅记载、论述税收制度。宋末元初的大学者马端临用毕生精力所著《文献通考》，元代以前中国历朝历代的制度考证和比较，就从税收（田赋）制度开始。

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当有好皇帝领导着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土地、重要商品、税收制度，等等，管治得当，就国泰民安。坏皇帝和混乱的中央政府，导致地主豪强大规模兼并土地，垄断重要商品，税收制度繁重、混乱，就是国家动乱，改朝换代的开始。

在即将到来的智能社会，市场跟政府同时使劲会越来越重要。只有这样，智能社会才能惠及大众，而不是造成大规模失业，贫富更加悬殊，最后引起世界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