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常松】

从7月23日起，各地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23至26日。 高考成绩公布后，接下来就是志愿填报的关键环节。

提到报志愿，想必大家还记得高考前期爆出的一系列冒名顶替事件。让人真正惊讶的是，案件具体细节的违法人员均是区县乡镇一级的官员、办事员，乃至事业单位的职工、教师。通过亲戚关系、工作网络、职务便利将高校招生如此这般严肃的事情进行一通“神鬼操作”偷天换日。相比于“大老虎”动辄上千万的涉案金额，每个违法人员的作为貌似“小”得多——伪造学籍卡，偷换档案，伪造户口，涂改登记表，截取录取通知书。而恰恰是这些“小”，让这些中国基层的蛀虫们，偷换了一群人的一生。

时间跨度10余年，数量达到200余起，涉事14所高校，从教育部直属双一流大学到市属专科学校。山东省2018年-2019年的一次清查，就搅动起一片泥淖。

由此及彼，一个省高校招生竟可以如此胡来，那么全国各省呢？那么招考招聘领域呢？其他人事、财务、工程方面呢？

有权的人在滥用权，没权的人在找关系。由几起纰漏细节的招生腐败案可以透视出，在中国的基层权力寻租、裙带关系、利益集团已经盘根错节到何等地步？

在这里笔者制作了“苟晶、陈春秀事件”通报中，被给予违法违规查处的相关人员的关系图。由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顶替者及其父亲并非当地的高官，比如顶替苟晶的邱小慧父亲邱印林仅为济宁市实验中学教师。但是他们完成冒名顶替操作的“核心”都有一两位亲属位居乡镇一把手：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区公安分局督察大队副大队长。这显然是一起基层官员利用职务之便为其亲友谋取私利的腐败案件。而这些“一把手”更是能将触手伸到派出所、区教委、招生办、中学、高校、邮政局，可谓是“无所不能”。

“陈春秀被冒名顶替事件”中，顶替者陈艳萍更是从取得录取通知书，到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报到，最后还通过了冠县统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一路走后门找关系，一路有人为其“开绿灯”。这也显示出这并不是一起单纯的招生腐败案，而是在冠县整个政府体系内，存在着系统的人事腐败行为。

还可以看出来，两起案件中最低职位的仅仅在当时是户籍警，而明确是受到“所长”指派，为违法者伪造户籍。可见在基层工作中，“唯上”的长官意志何等猖獗。由此也可窥见，中国乡镇的基层生态。

在另一起案件，东昌府区王丽丽被冒名顶替上中专问题，原聊城农业学校校长李广运更是利用职权将“陈伟”以“王丽”之名违规录取为聊城农业学校畜牧兽医专业学生。为确保入学，陈丙苓还请托时任聊城农业学校副校长、党总支副书记冯明全帮助办理入学具体事宜。时任聊城农业学校副校长周广洪在履行新生入校“清假”职责中，未严格审核陈伟的入学档案，未能发现顶替入学。由此一次顶替案件，校长、党总支副书记、副校长，整个领导班子几乎都在为顶替操作开绿灯。可见，高校腐败已经和政府基层腐败形成了“同质化”。

基层权力集中导致的“一把手”腐败、裙带关系带来的权力寻租、行政化管理却监管薄弱导致的高校腐败，已经深刻地践踏着高考的“公平”红线，劫掠寒门学子的人生。

基层腐败

从这三起事件来看，其上下其手能够伪造篡改户籍、档案、录取通知书，甚至还能多年信息不一致仍旧未有人管理的核心都有一位县级乡镇官员存在。冠县陈春秀被冒名顶替上大学问题中，顶替者陈艳萍从冒领通知书，到通过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招聘，一路找关系。

这一种现象在基层工作中并不鲜见。即使十八大以来中央三令五申高压反腐，但是对于中央力量伸入薄弱的区县一级基层，一些“蝇贪”仍在以“微腐败”的形式逐渐侵蚀群众的根本利益，使得群众对基层政府的权威提出质疑。这种塌方式的腐败不但使得中央政策难以得到全面有效贯彻，更使得与民众矛盾到了势如水火的程度。在近年来暴露出的一些基层腐败案件中，腐败进一步泛化，由基层干部手中的权力更向高校等事业单位蔓延。前些年更有曝光出学校工程腐败中杀害举报教师埋尸操场的案件。而此次事件中的原聊城农业学校校长，1999年6月因贪污、受贿等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000年1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可见，这一类腐败问题由来已久，动辄就是陈年旧案隐瞒多年。

为何基层会出现这种动辄撤出一条线，一堆人的系统性腐败案？

这与当代中国乡镇公权力存在过于集中的现状有关，一些基层领导和部门“一把手”往往都是决策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和监督权力一手掌握，集三权于一身。即使在监督部门，也都是乡里乡亲，在人情社会的作用下难以做到铁面无私。党政“一把手”违纪违法，就会是在各方面各领域都拥有用权的随意性，可以干预插手工程项目、招生工作，收受贿赂，钱权交易。而一旦各种地方势力凭借着“一把手”的“印把子”与其构成利益集团。一个人或一部分人决策执行，谋取的是部分人的利益，在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中造成恶劣影响。特别是在信息过去不发达的时期，这种低透明度的决策机制也直接给一把手的暗箱操作提供了便利。在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的使用上缺乏权力制约和监督乏力。往往是权力越大，腐败的风险越大，权力的集中程度与腐败的高发程度一般是成正比的。

在此次对于山东出现200余起冒名顶替事件的网络讨论中，很多网友将关注点集中到了“山东省”，讨论孔孟之乡很多人为何醉心于仕途经济。其实，“官本位”文化在千年历史的中国大地上有着深厚的土壤。不同地区对于“官本位”都衍生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官民相处方式，但是其核心依旧是“官贵民贱、尊奉官僚”的封建社会理念。这种文化，在政府内部就表现为基层干部官气十足、“家长作风”、对上奉承，对下颐指气使；在社会上表现为敬畏干部，又拉关系走门路，渴望通过干部手中的权力获得好处。

“官本位”对基层社会的影响是极其顽强。它本能地排斥民主、法制。对于基层的“一把手”监督难题也很大程度是因为“官本位”文化。“官本位”将公权力视作私有，私相授受，缺乏监管的权力和功利的社会环境，基层腐败文化和腐败行为必然大行其道。笔者的学生在一次赴南方某省进行短期挂职时，就有这样的经历：当时因为要到某偏远乡镇调研，请县政府办公室安排车送到镇上。司机竟以不是局长直接指派而“拒载”。可见在中国广大的基层，“唯上唯官”是何等深入骨髓。

而在此次事件细节公布之后，公众对于涉及违法违规人员的评价也大都是惩罚过轻。其实，腐败问题在乡镇呈现出窝案串案，纪检监察干部执纪松、宽、软也是一大问题。有调研报告显示，在乡镇地区普遍存在，在纪检监察部门执纪问责的时候，喊冤的多、叫屈的多、说情的多、希望从轻发落的多。很多干部往往也由于多年的“地方经营”找到了上级靠山，在同级的纪检监察干部问责之时，有恃无恐。纪检干部在执纪监督上也囿于同一政府体系下的权力交错和上级压力畏首畏尾，往往遮遮掩掩，教育批评草草了事。

从理论上讲，“完善的制度是反腐败的利器。”但是，制度的执行更加重要。好的制度需要好的执行机制才能发挥出制度的最大作用。由这次冒名顶替案件可以很清晰感受到，基层工作人员一旦出现腐败行为对于群众的利益伤害是最直接、最严重的。建立基层权力监督机制也迫在眉睫。

裙带关系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到，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一种人情社会，它是由私人关系所构成的“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中，一切普遍的标准都不起作用，要明确对象和自己的关系之后，才能拿出相应标准。中国的礼治文化被扭曲之后，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政治文化。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所施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某种程度上的伸缩。

这也就导致了“求人”成为中国一种很特有的社会生存方式：上学要求人，治病要求人，找工作要求人，调动工作要求人，找人办事要求人，职位晋升要求人等等……这些求人的主体上到官员下到平民，客体就只有一个“掌权者”。而普遍存在的“求人刚需”，也让求人者和被求者的身份时常调换，如此循环交织，形成了一个相互方便，相互进行权力交易的裙带关系。

基于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基层腐败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并不断地蔓延和膨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连《红楼梦》中的老嬷嬷都知道要仗主子的势多得些利，甚至还以此来揶揄老实的四姑娘。可见这种“仗势”的文化是何等古老的“传统技艺”。

这也就很容易看到，在文章开头的两起冒名顶替事件中位于C位的是陈家、邱家的镇长、乡长、督察大队副大队长。

在中国有些乡镇地区，往往存在家族中一个人在乡镇任职，其身边人则借助他的职务影响力，偷偷在某些可获取利益的领域，通过打招呼、明示暗示等方式暗箱操作以获取巨大的利益行为。比如在“苟晶事件”中，邱小慧的长兄邱通以任城区分局督查大队副大队长的身份，请托公安分局副局长、派出所所长，篡改户籍姓名，伪造《户口迁移证》。几位科级官员可以因利串通至此，也不难想见在其他人其他领域是否也有同样的利益交换。